| 历史沿革
蒙古族形成于13世纪初，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以东胡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称，后来逐渐吸收和融合了聚居于漠北地区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部落，发展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 “蒙古”一词是“忙豁勒”的音变，最早见于唐代，即新﹑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后来又有“蒙骨”﹑“朦骨”﹑“萌骨子”﹑“盲骨子”﹑“萌骨”等许多同音译名。“蒙古”的汉文译写始见于元代文献。
额尔古纳河(唐代称望建河)东岸地区，是蒙古部的历史摇篮。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开始向蒙古草原迁移，12世纪，它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蒙古部之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剌﹑篾儿乞﹑斡亦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儿”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社会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宋﹑辽﹑金时代，漠北的蒙古部统称为黑鞑靼，漠南的汪古部为白鞑靼。有时鞑靼也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一词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他统一蒙古各部后，于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了忽里勒台(大聚会)，被各部贵族推戴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蒙古贵族政权，这个封建汗国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即位后，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征伐活动。1211年和1215年大举向金进攻，占领中都(今北京)；1219年发动第一次西征，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27年征服西夏时病逝。随后的窝阔台汗和蒙哥汗继续进行征伐活动，先后灭西夏﹑金和其他政权，还征服了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1260年，忽必烈作了大汗，把统治中心由漠北的和林迁至燕京(后称大都,今北京市)。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元代，蒙古地区被分封为许多封建领地，分属于岭北﹑辽阳﹑甘肃三行省和中书省。
元亡后，明朝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都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剌部(即元代的斡亦剌部)和东部蒙古本部（明朝人称为鞑靼）先后向明朝称臣纳贡，与明朝建立了臣属关系。1409年，明朝封瓦剌部三个封建主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1413年又封东部蒙古本部封建主阿鲁台为和宁王。后来达延汗曾一度统一东部蒙古本部各部势力，并调整了其封建秩序，在整顿大小领地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各三万户。16世纪中叶以后，原驻牧于哈拉哈河两岸及克鲁伦河附近的东部蒙古本部中的喀尔喀部逐渐向漠北迁移，形成为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三大部(清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统称喀尔喀四部)，是为漠北蒙古；蒙古本部的其他部分仍留居于原地，形成了漠南蒙古。1571年，明朝封漠南蒙古右翼领主﹑土默特部俺答汗为顺义王，并授予很多领主以官职。漠南蒙古左翼则继续与明朝处于对立状态。漠西蒙古瓦剌部在16世纪时分为准噶尔(绰罗斯)、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四部。明末，土尔扈特部移牧于今伏尔加河下游，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挣脱了沙俄的奴役，返回祖国；和硕特部向东南迁徙，移牧于青海等地。
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封建主在1636年前后归属于后金——清。此后，漠北蒙古和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各部封建主先后向清朝遣使纳贡。同时，沙俄的侵略魔爪伸进了我国新疆厄鲁特蒙古地区，并收买和策动厄鲁特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等对青海蒙古﹑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发动侵袭，清朝经过多次用兵，终于在1776年平定了准噶尔少数贵族的叛乱，重新统一了蒙古族地区。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重新调整蒙古原来的大小封建领地“兀鲁斯”﹑“鄂托克”的基础上，清政府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在蒙古族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蒙古族地区和全国一样,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也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
在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中，沙俄最先伸出侵略魔掌，随后日本势力逐渐渗透到蒙古地区。17世纪初，沙俄利用多种方式侵略蒙古地区。鸦片战争后，沙俄不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还攫取了各种特权，倾销商品﹑输出资本﹑修筑铁路﹑掠夺资源，控制蒙古地区的经济命脉。辛亥革命时期，沙俄趁机勾结和支持少数封建上层和喇嘛活佛---哲布尊丹巴等在蒙古地区策动所谓“独立”﹑“自治”,煽动民族败类发动叛乱，妄图借机吞并蒙古地区。辛亥革命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东北和东蒙古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网罗蒙﹑汉奸头目，如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拼凑伪军，建立傀儡政权，对沦陷区蒙﹑汉各族人民进行残暴统治，掠夺和搜刮财富。
由于国外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蒙古族内部统治势力的残酷掠夺和压迫，蒙古族地区生产严重衰退，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口急剧下降。如内蒙古土默特旗, 1939年有4.8万人，到1946年只剩下2万人。
为了摆脱民族危亡的命运，蒙古族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17世纪初期，蒙古族人民就给予沙俄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1607年，厄鲁特蒙古和鞑靼蒙古人民共同组成了5000人的队伍，一举消灭了入侵我国西北边疆的200多沙俄哥萨克侵略军。沙俄武装侵略者又采用了威逼诱骗的手法，妄图拉拢蒙古各部首领“转入俄国国籍”﹑“归附俄国”，遭到各部爱国首领的拒绝，将劝降的“使节”赶出蒙古包，从而挫败了沙俄的阴谋。
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进犯大沽口，驻守在那里的2000多名蒙古族骑兵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不顾清朝政府的卖国投降命令，奋起自卫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沉敌舰4艘，毙伤敌军400多人，打得侵略军狼狈逃窜。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蒙古族人民掀起了反对清朝政府和蒙古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1858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爆发了由贫困牧民丕勒杰等领导的“独贵龙”运动(或作“多归轮”,蒙古语“环形”、“圈子”之意。参加“独贵龙”的人，开会时按环形席地而坐，发表文件签名时也依次将名字排成一个圆圈，因以得名)，反抗贵族官吏的苛捐杂税和兵差徭役。此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人民都以“独贵龙”的形式与统治阶级不断地展开斗争。内蒙古东部则有蒙古族白凌阿领导的义州﹑朝阳起义，汉、蒙古等族人民团结战斗，打击了统治者。
辛亥革命时期，蒙古族人民展开了以保护牧场和反夺地为中心的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锡尼喇嘛(乌勒吉吉尔格勒)领导的乌审旗“独贵龙”运动，成为当时伊盟(鄂尔多斯市)革命斗争的中心。1912年和1914年先后在后套地区和达拉特旗爆发了反对王公出卖旗地﹑苛捐杂税和官差徭役的斗争。这年冬天，朝阳﹑绥东﹑建平等地的蒙﹑汉各族人民也掀起了抗捐抗税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北方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大钊等同志对内蒙古开展了革命工作。1924年，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先进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北京蒙藏学校组成了蒙古族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许多蒙古族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积极地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各种革命活动。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在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热河等地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革命群众团体-----工农兵大同盟。还利用刊物向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以及党对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主张。1926年，有不少蒙古族的革命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优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如多松年﹑李裕智等惨遭杀害。但是，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1929年,在东部地区爆发了嘎达梅林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勾结东北军阀出卖土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在伊克昭盟和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蒙奸补英达赖等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成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等同志对这种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解散了“临时政府”，1945年11月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人民政府。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内蒙古骑兵参加大小战斗600多次，歼灭敌军2万多人，缴获战马2万多匹﹑各种枪支1万多件。他们为民族自身的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实现了对蒙古民族社会制度的重大改变。
元代以来，蒙古族在祖国许多科学文化领域做出了贡献。早在13世纪初，蒙古族就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发展，陆续出现各种形式的历史﹑文学作品。13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秘史》(汉译名《元朝秘史》)是蒙古族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名著，它是蒙古族对祖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元代，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辽史》、《金史》是我国重要史籍，有许多蒙古族学者参加了三史的修撰。元代还出现了不少蒙古族的书法家和优秀学者，如却吉•斡斯尔等，他们编译了许多汉文﹑藏文和其它文字的著作。在地理学和测绘学方面，元朝政府主编了《大元一统志》,记载了当时全国的地理情况。蒙古族的口头文学以英雄史诗《江格尔》最为著名，是中国文学史上“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元代，还有很多蒙古人使用汉文进行诗歌、散曲、杂剧等的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
明代，蒙古族的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黄金史》﹑《黄金史纲》和《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文学著作。此外，还编著了许多种蒙﹑汉对照的词汇集和蒙古语法书，如《华夷译语》、《心鉴》等。突出的是对《蒙古秘史》和《甘珠尔经》的翻译工作。对于《蒙古秘史》,除把全书译成汉文外，还把蒙古语原文用汉字逐句逐字地音译出来，使这部宝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是蒙﹑汉、回等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甘珠尔经》是蒙﹑藏﹑汉族学者共同合作翻译的，通过《甘珠尔经》的翻译，使蒙古语言的规范化和词汇的丰富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蒙﹑汉﹑藏等族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这时蒙古族的文化对满族文化也发生了影响。老满文就是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后来在字头上加以圈点就是新满文。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蒙古语对满语的影响也很大。
清代，蒙古族文化发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书面语言的形成和规范化。蒙古族学者或单独﹑或与其他民族学者合作,编纂了很多蒙古语辞典和多种民族文字对照合编的大辞典。如《蒙文旨要》、《蒙文启蒙注释正字苍天如意珠》﹑《蒙文全释》﹑《蒙藏语汇》和四体(满﹑蒙﹑汉﹑藏) ﹑五体(满﹑蒙﹑汉﹑藏﹑维吾尔文) 《清文鉴》﹑《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文) ﹑《三合便览》(满﹑蒙﹑汉文)等。历史著作以《额尔德尼脱卜赤》（汉译《蒙古源流》）最为著名，还有《阿萨喇克齐史》、《大元盛朝史》和《西斋偶得》﹑《凤城琐录》等。《谋生鉴》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经济著作。不少蒙古族学者还翻译了近百种汉﹑藏等族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对于丰富和发展蒙古族文学和语言词汇起了积极作用。
医学和历算也有很大发展，蒙古族的医学和天文历算是在汉﹑藏两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医生主要是喇嘛医，以治创伤和接骨最为著名。17世纪时此种疗法传到内地。医学著作如《四部甘露》、《珊瑚验方》、《蒙医金匮》、《蒙医制剂和脉诊》、《蒙药正典》等在医学理论、方剂、诊断和药物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此外还译注了许多医学著作，如《蒙藏合壁医学》﹑《脉决》﹑《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五经》等。在兽医方面，蒙古族也有重要贡献。在历算方面，蒙古族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明安图的贡献比较突出。他前后在清朝钦天监工作了数十年，参加了《律历渊源》、《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三部天文历法书的编纂工作。此外，还著有《割圜密率捷法》一书(后来由他的儿子和学生续完)，是我国第一个用解析方法研究圆周率的人，在祖国数学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他在近代地图测绘方面也有极大成绩，由于他两次到新疆实地测量，才使我国第一幅用近代方法测绘的全国大地图《皇舆全览图》得以全部完成。蒙古族研究数学并有著作留于后世的，还有清末的都伦(字郭甫)等。在清代钦天监中也还有不少蒙古族天文研究人员。此外在机械制造﹑兵器制造﹑毛织﹑建筑﹑水利等方面，蒙古族也有一定成就和贡献。
近代社会蒙古族在文化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的成就最为突出，《一层楼》、《泣红亭》和历史小说《青史演义》都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民歌中的《黑骏马》、《嘎达梅林》等表现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生活和英雄人物。《沙格德尔的故事》是蒙古族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把蒙古民间谚语﹑比喻﹑民歌﹑好力宝﹑赞词﹑祝词等兼收并蓄，溶化在自己的诗歌里，以此作为向敌人进攻的锐利武器，深为蒙古族人民所喜爱。语言学、历史学著作有《蒙文指要》、《蒙文要义大全》和《水晶鉴》等。
从13世纪初蒙古族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其社会制度一直是封建领主制度，但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的名称出现过一定的变化。
蒙古帝国建立前，畜牧业是蒙古族主要的经济部门。牧民从事畜牧,逐水草进行四时迁徙。畜牧方式:或以“阿寅勒”(个别家族)单独放牧，或以“古列延”形式组成一定规模的营盘进行集体游牧。所以，“阿寅勒”和“古列延”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兀鲁思”即部落是由或多或少的“阿寅勒”组成，在一定的“嫩秃黑”(牧地)上放牧，是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其组织内部，有贵族、属民、奴隶，贵族是统治阶级，属民和奴隶是被统治阶级，奴隶的数量很少。
大蒙古国建立后的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推行千户制，蒙古大汗是整个国家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蒙古诸王因分封制度获得自己的民户和封地，世袭占有，并对其子孙进行家庭内的再分封。他们的领地和所属民户被合称为爱马，或投下。异姓封建主成为千户长、百户长，领地也可以世袭，但其职责是为贵族服务。元朝在蒙古草原地区虽设岭北﹑辽阳﹑甘肃三行省和中书省进行管辖，但同时又实行了宗王出镇漠北制度，蒙古草原继续被分封给诸王和贵族功臣，故而部落仍然是草原上的基层组织，千户则是部落的下属单位。“阿寅勒”还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所有蒙古牧民都隶属于某一个千户、某一个宗王或那颜。
明代，元朝统治势力退往蒙古草原，恢复为单一游牧经济的民族政权，其基层组织在前后两个阶段发生过重大变化。明弘治（1488-1505）以前，爱马仍然是蒙古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拥有爱马的人不仅是大汗、诸王、公主、外戚和勋臣，还有很多官员。弘治以后，达延汗统一蒙古，拥有全部领地和属民，高居权力顶峰，对子孙实行逐层分封，分封给诸子每人一个兀鲁思（土绵、万户），诸子再把领地和属民向自己的儿孙们分封，每人掌管一个鄂托克。这样，汗廷（大蒙古国）--兀鲁思（土绵、万户）--鄂托克就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明中后期，鄂托克取代了爱马的名称，成为蒙古社会组织的基层组织，也是蒙古最基本的军事﹑行政和经济单位。蒙古贵族、僧侣上层、异姓封建主是统治阶级，而大部分平民、奴仆、一般的僧侣徒众是被统治阶级，是贵族剥削的对象。
清代，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旗是蒙古地区基本军事和行政单位，同时也是皇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清政府任用蒙古贵族出任扎萨克，统领各旗。漠南蒙古49旗的扎萨克既处理旗内的行政、司法、赋税等事务，也是一旗的最高军事长官。漠北、漠西、青海等地的扎萨克没有兵权，其军队由清政府派往各地的将军、大臣及参赞大臣节制。除此之外的总管旗和喇嘛旗是清廷的直属领地，不设扎萨克，不实行会盟，由政府委派总管进行管理。遇有重大事务，蒙古各旗会盟协商解决办法，这就是会盟制度。漠南49旗由清廷分别指定若干旗分头会盟。漠北和漠西地区仍以蒙古大部落为单位，单独会盟。此盟旗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会盟的主要任务是检阅蒙古地区兵员数量、素质和军备状况。清前期，蒙古社会仍然是封建领主制社会，王公贵族和僧侣封建主是封建领主，阿勒巴图、私属民和奴仆是被统治者。清中期以后，随着蒙古地区封闭性被打破，流民大量迁入，农业发展，封建的剥削方式开始盛行。农区出现地主和农民阶级，牧区出现牧主和牧户阶级，他们之间的人身依附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些给蒙古社会带来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