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致认为仡佬族的族源和古代“僚”（读音为老）人有关。在住房、服饰、饮食、丧葬和穿耳等风俗习惯上，也保留有大量与古代僚人相似的特征。比如贵州普定县窝子乡和高阳乡的仡佬族，到十九世纪末仍然还保留有“打牙”习俗。

　　古代僚人很早就在我国西南地区生存。在汉代建立牂牁郡以前，这里已有若干个部落集团，而以夜郎最为强大。公元3至5世纪时，由牂牁迁入四川的僚人，编入了封建国家的户籍，并且向封建王朝缴纳赋税。公元5世纪时，他们已能制造金属的矛和盾、刺鱼工具和铜爨等等，并用麻类纤维织成细布。7世纪以后，四川僚人的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僚布的质量很好，成为必须上缴给封建王朝的贡品。直到宋治平年间（11世纪中叶），有的僚人领主还霸占大量土地，拥有数千户依附农民，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

　　宋代，仡佬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居住在湖南辰、沅、靖州一带山区的仡佬族还沿用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生产粟米、豆类等，粮食不足则以猎获物补充。而居住在平坝地区的仡佬族多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高，手工业生产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掌握了开采朱砂的技术，生产出了各种特色产品，较有名的有精致的银质酒器“银鹁鸠”，用桑树皮织成的“圈布”以及编织有花纹的“不阑带”，缝制“阑斑厚重”的仡佬裙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对仡佬族地区大都通过土司进行治理，有的地区还同时保留了仡佬族独有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头制。郎岱厅（今贵州省六枝特区）仡佬族称本族土官为马头，马头有马头田为俸禄，出巡时乘轿，有仪仗队吹长号在前开路，显示威风。马头的后裔在仡佬族内仍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至今在六枝地区有“马头仡佬”之称。中央王朝还在仡佬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卫、所、屯、堡等军事机构。明末开始的“改土归流”，到清代雍正年间就在仡佬族地区基本完成。

　　为了反抗历代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古代包括仡佬族先民在内的僚人，曾经多次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公元7世纪中叶，川西雅州、邛州、眉州一带的僚人，就因反对繁重的劳役而爆发了规模很大的起义。9世纪中叶，四川戎州（今宜宾）、泸州（今泸州市）一带的葛僚（仡佬）也因封建官吏的巧取豪夺，愤而进行反抗，一直打到四川三台一带。到16世纪中叶，在抵抗倭寇入侵我东南海的斗争中，居住在湘西的仡佬族也曾经和土家族、苗族一起，应召赴江浙一带作战，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作出了贡献。19世纪中叶，贵州苗、汉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抗清王朝的“咸同起义”，起义军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经过平坝县仡佬族居住的大狗场时，仡佬族人民积极为起义军送粮、挑水和做饭，支持这一正义斗争。安顺黑寨一带的仡佬族农民，还直接参加起义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1949年以前，仡佬族地区土地兼并很严重，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外族地主手中。如遵义县平正乡，占人口9%的外族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就超过了一半。剥削形式主要是实物地租，分为定租、活租两种，租额一般占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租地时还要缴纳“押金”，相当于租额的50%到200%不等。在黔西地区，佃种山地除了每年要交玉米、鸦片、黄豆、烟米（罂粟籽）、辣椒等物外，有的还要每年到地主土地上无偿劳动50到80天。大定县长石乡农民，每年几乎用1/4的生产时间为地主喂牲口、修房子、背粮、运煤、抬滑竿等等。遇到地主家有婚丧、做寿等事时，佃户还要去帮工、送礼。有的地主还实行所谓的“人租”，即地主可以剥夺农民的人身自由，扣留农民子女为奴婢，当作地租的金额。各种名目繁多的沉重剥削，压得仡佬族人民喘不过气来。遵义县田坝村32户农民，有30户经常只能采石蒜（当地的一种野生植物）充饥。大定县长石乡常年有人外出逃荒。1945年，仡佬寨的52户仡佬族中就有11户被迫逃荒。

　　国民党政府还加强保甲制度，采用一家犯法，全保联坐的“联保联坐”以加强统治。苛捐杂税，十分繁重，有军粮、日月捐、鞋袜劳军、区乡经费、自卫捐等等。据安顺县仡佬族农民统计，竟达50余种之多。为了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更是大肆拉丁抓夫，名义上规定“三丁一抽”、“五丁二抽”，实际上连独子也不能幸免。为了便于统治，国民党政府还故意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纠纷，推行强迫同化。仡佬族人民陷于苦难的深渊。

　　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贵州黔西、大定、遵义、仁怀等地，给那里的仡佬族人民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地主五谷满仓，穷人无米煮汤”的苦难岁月里，仡佬族人民深深认识到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工农才能得解放”的道理。1943年10月贞丰县布依族、仡佬族人民曾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并一度攻占了县城。1948年遵义县李村、田坝村的汉族、仡佬族农民一起，曾打进地主家里，分走了粮食7、8万斤。遵义县平正村等地的仡佬族青壮年，还武装起来反抗征兵，迫使国民党的爪牙、乡保长不敢进寨强行抓壮丁。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