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历史学家考证，布依族源于古“百越”，秦汉以前称“濮越”或“濮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八蕃”、“仲家”、“侬家”、“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布依族自称“濮越”或“濮夷”，用汉字记音写为“布夷”、“布依”、“布越依”、“布绛”等等。在布依族语言里，“布”是“族”或“人”的意思。故旧方志中，有将布依族记为“夷族”、“夷家”、“夷人”者。除自称之外，不同地区布依族之间还互相称为“布笼”、“布那”、“布土”、“布都”、“布央”、“布笼哈”等等。1953年，根据本民族意愿并经国务院批准，统一命名为“布依族”。
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壮族具有同源的关系。我国古代越人，人口众多，分布范围很广。分布于两广、贵州一带的西瓯、骆越等族是古代越人的组成部分。现代壮语、布依语与史书记载的骆越语（或称萎语）相同或近似。这是壮族、布依族同骆越人渊源关系的有力证据。此外，古代越人的风俗习惯，如居住“干栏”、敲击铜鼓等等，现代壮族、布依族中仍有遗存。
有学者认为，西汉时的“夜郎”国与布依族有一定渊源关系。其证据为：“夜郎”国辖地虽广，但其中心区当在布依族聚居的今贵阳市、安顺市、黔西南或黔南自治州一带；其次，“夜”与“越”、“郎”与“骆”音近，而“郎夜”（即“夜郎”）与“骆越”含义也是一样的，意为“以郎氏为首领的越人国”。“郎”、“骆”是古代越人对“郎”氏族王、官、领袖或头人首领的音译。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相传“夜郎”出自“竹子”（即竹笋），长大后有德于西南夷，是为夜郎王。子孙相沿，以“郎”为首领或当官的。今布依、壮语仍称竹笋为“ranz”，译成汉字就是“郎”。明清称“土官”为“郎”，“汉官”称“汉郎”，又侮称变成“狼”。后来汉族却逐步用来称呼其族或其地。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被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称布依族为“仲家”，宋代称壮族为“壮”。“仲”与“壮”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
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安顺、贵阳及黔南等现布依族聚居区出土了数十件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其中一些石器，如有肩石锛、带肩石斧等，其形状与东南沿海及华南地区的同类器物形状很相似，可能这些都是古代越人遗留下来的文化，同布依族先民有密切联系。
秦、汉时代的布依族地区，已经产生世袭的王或侯。王侯居住的地方已经形成了“邑聚”，并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已有较大发展。据考古证明，在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代文物，主要是铜器和铁器。例如在黔西南州发现汉代的青铜犁、锄、斧、钺，清镇十八号墓出土汉代的青铜剑和钺，以及其它地区出土的汉代铁制锄、锸、铲等，表明当时布依族地区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但比中原地区落后，仍停留在铜铁并用阶段。这种情况，同《华阳国志》所说“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书，……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是一致的。
西汉以后，“夜郎”地方政权被汉王朝所统一，置牂牁郡。从此，布依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接触逐渐增多。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五代时，增设了“八蕃”土司。宋朝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分别授给当地首领以刺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划归四川路、湖南路和广南西路节制。元代置罗甸宣慰司（安顺市属其地）、顺元路军民安抚司（贵阳地区）、都匀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于矢部万户所（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市盘县属其地）及泗城州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等。明代的土司制度更加趋于完备，一直到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以后，统治布依族地区达一千多年的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才逐步结束。
明末清初，布依族地区社会生产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农具中锄头的重量和长度都普遍增加了，锄口也由过去的贴钢改进为夹钢；稻谷脱粒由从前使用棍棒改为使用挞斗，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罗甸、安龙和平塘等地还使用了水碾。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粮庄百姓”和“私庄百姓”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日益贫穷而沦为佃农，另一部分却日益富裕而形成富农、地主。而清朝“改土归流”运动，为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客观上加速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领主经济、土司制度的崩溃。但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却越来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起了布依族人民无数次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于清嘉庆二年，由安龙县布依族农民韦朝元（号七绺须）、王阿崇（号王囊仙）和汉族桑鸿升领导的“南笼”起义。王阿崇是清朝中期布依族一位杰出的农民女领袖，出身于贵州安龙县洞洒寨的贫苦农民家里。清嘉庆元年（1796年），她与韦朝元一起领导“南笼”农民起义时还不到二十岁。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王阿崇等起义领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于北京。事后，当地人民曾把王阿崇、韦朝元等人的塑像安放在安龙县城和当丈寨里，其英雄事迹至今仍为布依族人民所传颂。
元、明、清土司制度统治时期的布依族地区社会形态，基本上停留在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土司、土官占有领地内的全部土地，并对土民（农民、农奴）进行残酷剥削，但他们并不完全占有土民，也不能对之任意杀戮。领主把土民和领地分成哨、甲、亭、屯，分别交给哨目、甲目、亭目、甲头去世袭，再分给每一户土民一份土地，自耕自食，不得典卖，把土民紧紧束缚在这块领地上，让他们依附于领主，世代听从土官役使。
土官对领地和土民的统治，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统治的领地和土民（包括家奴）包括：（1）印田和耕种印田的土民。印田又称俸禄田，即土司将其领地内最好的水田分给附近农民耕种，农民自带耕畜和工具，无偿地为土司耕种，印田的收入全部归土司所有。（2）劳役田和耕种劳役田的土民。土司为了满足其家庭生活的需要，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自耕自食，农民必须为土司无偿服劳役，这些田分别叫做伙夫田、挑水田、针线田、马料田、柴火田、小菜田等。农民种哪种田，就服哪一种劳役。（3）把事田、差役田、兵田和把事、差役、士兵。这是土司分给他的助手把事以及差役等的一种具有代俸性质的田地，由把事等自耕自食，无田赋差役，这种田的所有权仍属于土司，把事一旦去职，田地由土司收回。（4）家奴，以女性为多，是土司家庭的奴隶，无人身自由，她们多半是土司买来的或被陪嫁而来的。
间接统治的领地和土民包括：（1）“粮庄”（又叫粮田、公田）和“粮庄百姓”。“粮田”，是指土司辖区内，由农民“分地而耕，纳租于主（土司）”的田地。改土归流后，地权归属于王朝，改向朝廷上粮，即称为“粮田”或“公田”。耕种“粮田”的人，称为“粮庄百姓”或简称“粮庄”，他们除缴纳租赋以外，还要担负印田的无偿劳动。（2）“私庄”和“私庄百姓”。所谓“私庄”，是指从外地来投靠某一土司的农民，在土司指定的区域内开荒而形成的田地；耕种这种土地的农民，称“私庄百姓”。他们不交赋税，但逢年过节或遇到土官有红白喜事，要向土官“送礼”，每年还要向土官交纳一定的“烟火钱”。 土司的劳役田，也多由“私庄百姓”耕种。“粮庄百姓”与“私庄百姓”，是土民中地位较高的阶层，积年累月便形成自由农民。
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布依族地区爆发了历时18年之久的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影响较大的有：1854年独山州布依族农民领袖杨元保领导的农民起义；1855年安顺郎岱马阿双起义；1861年归化农民响应太平军曾广依部所爆发的农民起义，等等。这些农民起义狠狠地打击和削弱了当时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相勾结的反动统治势力。在起义中，布依族人民和当地苗、汉等兄弟民族人民团结战斗，结成了深厚的阶级友谊。
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布依族人民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布依族农民罗发先与罗光远等盟誓，提出“覆清灭洋”的口号，领导当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都匀一带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抗法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贵定、独山、荔波等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参加斗争的群众多达二万人。他们捣毁教堂，惩罚卖国投敌的官僚地主，充分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路过黔南，沿途受到布依族和兄弟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不少布依族人民为红军带路、送粮、送情报。当红军来到镇宁县扁担山时，红军向当地布依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统战政策，曾有不少布依族青年奋然参加红军，随军北上抗日。1937年，中共桂西党组织在黔南组织“抗日救国会”，借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不法豪绅恶霸。1944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入黔南时，英勇的布依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在独山、荔波、三都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反抗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从此布依族人民加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中，成为抗日战线中一支重要力量。
布依族人民一直在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涌现了一批革命领导者。1932年，时任国民革命军西路纵队司令王海平（望谟县布依族），同意中共黔桂边委的要求，接待红军一个连到法卡（现属望谟县）驻扎，为边委在黔西南地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1936年红八军第一纵队与王海平部合作，在望谟县板陈消灭了来犯的广西督察军，后又收缴了贵州军阀杨瑜亮残部枪械。当地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民变”武装领袖、布依族人陆瑞光，在镇宁弄染寨的家中接待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等首长，并订立协定，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及苛捐杂税。红军临走时，曾送给他不少枪支、弹药。后来，陆瑞光带人去广西寻找红军，中途被阻返回，他又派人去安顺找到地下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他在镇宁、关岭、紫云边区发动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1943年，贞丰县布依族、苗族等几千人，发动了“反苛政”起义，起义群众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打富济贫”、“杀死杨狗儿（伪县长杨百举）”等口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他们攻克贞丰县城，杀死恶霸，赶走伪县长，释放入狱群众，安龙、兴仁、镇宁等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让反动派惊惶失措。1945年，布依族青年鲁仁俊领导安顺布依族、苗族人民发动了“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起义，镇压了民愤极大的伪乡、保长。1948年，在党的领导下，安龙县布依族青年组织了一支700多人的武装力量，广泛开展“反三征”斗争。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成立，并在黔南建立了罗盘游击区，布依族青年王由植领导的关岭游击队改编为滇黔桂边区纵队盘北游击第七支队。1949年6月，布依族青年王秉鋆受滇黔桂边区党组织委派，领导布依族人民发动龙广暴动，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并配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州省。从此，布依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获得了新生。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