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历史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藏族最早聚居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在聂拉木、那曲、林芝、昌都等地区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根据古藏文历史文献记载，西藏山南地区最早由氏族组成了称为“博”的六牦牛部诸部落，在《后汉书•西羌传》中，称为“发”羌。6世纪时，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首领成为当地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赞普”（王），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与汉族和西北地区诸族部有直接的往来。

　　7世纪初期，雅隆部落以武力兼并苏毗、羊同诸部，赞普松赞干布统辖了整个西藏地区。自此，他定都逻娑（今拉萨），设官授职，划分军政区域，创造文字，制订法律，统一度量衡，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汉文史籍中称为“吐蕃”。

　　吐蕃建政之后，藏族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有了很大的发展，吐蕃与唐朝的接触日益频繁，藏汉关系友好。641年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联婚，710年，赞普墀德祖赞又与唐金城公主联婚。两公主先后将唐朝的高度文明和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吐蕃，唐蕃之间使节往还不绝，吐蕃派遣子弟赴长安学习，并迎请唐朝儒者和工匠艺人来到吐蕃，这对于密切藏汉民族关系、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和推进藏族社会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唐蕃统治阶级之间也曾进行过残酷的战争。吐蕃征服了青海的吐谷浑和云南的南诏等政权，先后兼并了西北诸羌和西南诸蛮部，赞普墀松德赞时期武力深入到西域河陇，并趁唐朝“安史之乱”，于763年一度攻入长安。由于长期的用兵，致使人力物力大量损耗，社会生产受到破坏，吐蕃内部的矛盾日趋激化，进入9世纪后半期，吐蕃王室分裂内讧，各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奴隶和属民大起义，极大动摇了吐蕃政权的统治，藏族奴隶制社会逐渐解体。

　　从10世纪到12世纪期间，整个藏族地区彼此不相统属，形成了向封建农奴制度过渡的分裂割据局面。其中，在西藏西部，建立了历时较久的阿里地方政权；甘肃中部的六谷部以及青海东部的唃厮啰部首领，曾受中央政权的册封，并发展了汉藏两族间的茶马贸易。而在其余藏族地区，政治上逐渐出现了许多为地方豪族所把持的实力集团；经济上逐渐成了许多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点，交换有了一定的发展；早已从印度和汉地传入的佛教，吸收了藏族地区原始宗教本教的某些内容，受到了人们普遍的信奉，并逐渐形成为一种教派遍布各地的地方宗教，即所谓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渗透到藏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寺院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豪族紧密结合，产生了新兴地方势力统治下的政教合一制度。

　　元朝把藏族地区的分裂局面统一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央设置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族地区军政事务，以西藏萨迦教派第五世祖师八思巴为帝师并兼宣政院事。在藏族各聚居区分设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管辖西北、西南各省藏族地区和西藏地区，并在乌思藏（指阿里以东的前、后藏地区）设置了十三万户府，派员前往清查户口，建立驿站，厘定赋税。由中央颁发封地文书肯定各地封建领主对所属庄园的占有，封赐印信诰命以确立各级官吏的职权，史称元朝“郡县土番之地”，这是中央正式在西藏官建制的开始。明、清两代对藏族地区的施政，就是在元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朝对西北、西南藏族地区，基本承袭元朝统治管理的办法，对西藏地区退行“多封众建”政策，先后分封三大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同时，通过朝贡和回赐，互通有无，体现西藏与中央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明以来，藏族地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迅速，文化艺术繁荣，与内地的交往更趋广泛和密切。

　　清朝统一中国，在中央设置理藩院（1906年改为理藩部），管理西藏、蒙古等地事务。对于西藏地区，正式册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1653年）和班禅额尔德尼（1713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1751年），并任命驻藏大臣（1728年）驻藏，会同地方办理西藏行政事务。1793年清朝击退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以后，正式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章程”对于西藏地区的官制、军制、司法、边防、财政、户口、差役和涉外事宜等，都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确立了驻藏大臣负责全面督办西藏事务的职权。对于西北、西南藏族地区，仍沿元、明土司制度进行制度管理，并直接置于西宁办事大臣（1725年设）和四川总督（后设川滇边务大臣）的管辖之下。清末加紧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为青海和西康的建省准备了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藏族地区成了英、俄、法、日等国的角逐场所。1888年，英国军队入侵后藏，在隆吐山遭到藏军的坚决抵抗。藏族人民在各地烧教堂、逐洋人，投入爱国守土斗争。1904年，英国侵略军武装侵入拉萨，沿途遭到强烈反击，藏族军民于后藏江孜宗奋勇抵抗，给予英军以沉重打击。清朝政府却一再委曲退让，多次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辛亥革命后，在英国煽动下，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中、英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谈判，英方于1914年提出无理的“内外藏”划分草案，遭到我国代表严词拒绝。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竟背着我国代表，私自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非法划定中印边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1914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奉中央政府训示，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发表严正声明，拒不承认此类条约或文件。中国政府同时将此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失败告终。

　　民国历届政府都在中央设有管理蒙藏事务的专门机构。1929年，国民政府设蒙藏委员会于南京，并建青海省；1939年，建西康省。西藏地方以外的西北、西南藏族地区，分属青、甘、川、康、滇等5省管辖。1934年，国民政府决定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派驻西藏地方的专门机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土地革命纲领中曾明确提出要废除藏族王公、喇嘛等封建特权。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于1935至1936年先后通过四川、西康、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藏族地区，在各地发动贫苦藏族劳动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劳动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藏族各聚居区先后解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藏族聚居地区，在民主改革以前，普遍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在西藏，清朝设置“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设四名“噶伦”，由三俗一僧充任。地方政府的下面，分设两个机关，一称“仔康”（即审计机关），设四名俗官，管理俗官系统一切事务，审计地方行政收支和各地差税负担等事宜；一称“译仓”（即秘书机关），设四名僧官，管理僧官系统一切事宜，秉承达赖喇嘛或摄政之命，受地方政府领导并监督其工作，负责钤印和调派僧官等事宜。地方政府统辖行政机构两组，一组是十几个“勒空”（即办事机构），分掌地方政府各项事务；一组是“基恰”（即总管机构），分掌各地“宗”（相当县）、“谿”（即庄园）行政事务。这两组机构接受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并在“仔康”、“译仓”两个机关的间接约束下，进行地方行政工作。西藏地方政府在名义上接受达赖喇嘛（或摄政）的领导。

　　由于历史的沿革和变迁，西藏地方政府辖区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政权。在后藏地区，由班禅所属重要堪布，组成“囊玛岗”（即内务机构），后称班禅堪布会议厅（新中国成立后改行委员制），管理属下地方行政事务，在名义上接受班禅的领导。此外，如萨迦地区的萨迦法王，山南地区的拉加里王，波密地区的噶南木弟巴，管辖昌都部分地区的德格土司等，都在各自辖区内行使管理权，是从土司、万户制度保存下来的。

　　组成西藏地方的基层行政单位，相当于县一级的，藏语称“宗”；相当于区一级的，藏语称“谿”，是“谿卡”（即庄园）的简称。一些大谿相当于县一级的宗。在少数牧区，还残存着藏语称为“如”、“错”、“雪卡”等部落组织，受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

　　在青、甘、川、滇等省境内的藏族各个聚居地区，自从清朝采取“改土归流”政策后，已有一部分地方归各行省统辖，但大部分地方，仍然属于当地的土司衙门和大寺院的领地。农区的土司、土官等，牧区的千户、百户等，在其所辖地区设有官署、公堂，拥有行政权力。有的土司势力衰弱，或依附于各省统治者，或受西藏地方政府的庇护，业已名存实亡。各省境内以格鲁派为主的各大寺院，历代受明、清皇帝或达赖喇嘛以及各大土司的封赠，逐渐形成兼以各寺主、活佛、堪布为首的统治势力。这些寺院，不但对其内部和属寺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还对其所在地区拥有封建特权。甘南夏河的扎希奇寺（拉卜楞寺），下辖“拉、弥、却”（即神、俗、教）三区，并拥有遍布各地的百余属寺。川西理塘的大喇嘛寺，曾指挥过五路民团的武装。寺院集团与世俗集团组成了政教合一的体制。

　　过去西藏社会等级森严，把人们划分为三等九级。中等中级以上的高级官吏、世袭贵族、上层僧侣等和中等下级以下的农牧奴、工匠艺人等所谓的三等九级之别，都是根据人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而区分的。在西藏等地的话语里还有日常用语、敬语和最敬语之分。举凡服饰、居处、坐骑、哈达等，都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有明显的区别。

　　藏族社会基本上只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西藏地方政府在法律上是全部土地牧场的所有者，但就对于土地的占有形式来说，地方政府又通过封赐而把“谿卡”即庄园赠予贵族和寺院，组成藏语所称“雄该却松”的官家、贵族、寺院等庄园的占有者三大领主。

　　官家的庄园即“雄谿”。是在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下以一定的租额交付农奴承包下来，将一部分租税划作高级官吏的薪俸，另一部分租税按比例充作各辖属机构单位的经费。

　　贵族的庄园即“该谿”。西藏的贵族是通过世袭或立功而受封的，依财产多少以定地位的高低，大约二三百家贵族中，有二十几家大贵族拥有各自的几十处庄园。

　　寺院的庄园即“却谿”，这是接受地方政府的封赠或贵族的布施所取得的，一部分是寺院占有的公产，另一部分则上层僧侣占有的私产，有些寺院的大活佛、大喇嘛完全操纵寺院公有的庄园。

　　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约占西藏人口的5%，贵族和寺院各占有西藏土地的30%左右，其余的大约40%的土地属于地方政府占有。在各省藏族聚居地区的土地、牧场，分别为当地土司、头人、千户、百户等统治上层和大、小寺院所占有。

　　农奴一般指“差巴”、“堆穷”（康区称“科巴”）和“朗生”（奴隶），占藏族人口的90%，他们隶属于各自的领主，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差巴”，意为支差的人。西藏地区的“差巴”耕种的份地，称差岗地。为取得一份差岗地，“差巴”要向地方政府支应各项差役，并且要为领主的自营地从事无偿劳动。在川西藏区，土司官寨的农奴亦称为“差巴”，头人和寺院的农奴则称为“科巴”。“科巴”，意为需要的人，在社会上又低于“差巴”，相当于西藏的“堆穷”。

　　“堆穷”，意为小户，是“差巴”破产后降为农奴中的又一等级。“堆穷”不能领种差岗份地，只能依附于领主或富裕“差巴”，耕种极少量的“耕食地”，为主人服繁重的劳役。

　　在西藏总人口中，还有5%的奴隶，称为“朗生”（即家奴）；在各省藏族地区称法各异，如寺院称为“塔娃”，农区称为“娃子”，牧区称为“才约”（意为终身服劳役者），这些人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终生从事各种沉重的劳动，他们是受剥削压迫最深的奴隶。

　　此外，在个别偏远的游牧部落中，还保留着氏族制的一些残余；而在邻接汉族农业地区的村落中，则有些已经出现了地主经济。

　　藏族各聚居地区的农奴，负担着沉重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他们的常年收入，有70%以上是被剥削掠夺。除负担地租以外，农奴更主要的是承担各种繁重的劳役。在西藏地区，领种份地的农奴，要服两种差役，一是外差，即专门为地方政府支应的劳役；一是内差，即在领主的自营地上从事的劳役。另外还有一种兵差地，种兵地的差巴，要支应兵差。在牧区，牧奴要向牧主领放一定数量的牲畜，每年须依领得的头数计租交纳。同时，所有的领主又都是高利贷主。他们向农奴强放高利贷，最突出的是寺院，采用放债和不等价交换进行残酷榨取。农奴因受高利贷盘剥，往往家破人亡，沦为乞丐和奴隶。有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以及奴隶，世世代代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受驱使和奴役，被领主转让、馈赠、陪嫁和交换，生活处于极困难的境地。

　　藏族地区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一个农奴从生到死，要向领主交纳数不清的捐税。有的是临时新增的摊派，后来却纳入常规，日复一日，有增无减，往往多达数十甚至一百多种捐税。

　　因此，在封建农奴制度的长期禁锢下，使藏族长期陷于人丁不旺，生产停滞不前的境地。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