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畲族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畲、瑶同源；另一种认为畲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

　　畲、瑶同源说的主要依据是：在汉文史书上往往把畲族叫“瑶人”或“畲瑶”；畲族的族谱中多称自己为“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语言的畲族，在海丰、惠阳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的却被称为“山瑶”；畲族保存的《开山公据》（又名《抚瑶券牒》）和部分瑶族的《迁徙榜牒》（又名《过山榜》）都同样流传着具有氏族图腾信仰残余的盘瓠传说，以及有关歌谣和画像，都说畲族原有盘、蓝、雷、钟等姓。现在畲族中虽不见盘姓，但在瑶族中却有很多盘姓以及蓝、雷等姓。以此证明，畲族和瑶族在历史上的渊源是很密切的。

　　主张畲族是古“越人”后裔的说法，是根据汉文史书中关于越、畲地理分布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字意、字音的演变去推论，以及畲、越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畲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越人”后裔说中，又有不同的具体说法，其中有的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则认为畲族是汉晋时代“山越”的后裔。

　　除有上述说法外，尚有下列几种说法：

　　“东夷”说。认为畲族（包括部分瑶族）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此说从先秦氏族的迁徙、神化传说、考古资料以及文化特点等方面，论证了“武陵蛮”中一支“诞”（即“莫徭”）是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了三苗、氐、羌（犬戎）的成分而形成的，到唐宋之际，“莫徭”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发展形成新的族体——畲族、瑶族，有一部分加入苗族。

　　“广东土著”说。此说认为盘瓠传说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还应包括《搜神记》中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相当于今天大半个南中国。因此说畲、瑶同汉晋时代崇奉盘瓠传说的“南蛮”有密切历史渊源关系。又因福建、浙江等地区畲族广泛认可广东凤凰山是他们的民族发祥地，从而论证畲族乃东汉时期久居广东的“南蛮”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民族。

　　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认为闽、越乃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土著，乃畲族之先民，越乃福建的客族，畲族非衍出于越族。

　　河南“夷”人说。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有的认为畲族源于河南，其祖先是“龙麒”。

　　隋唐以后，畲族开始从广东潮州向东北迁徙，到宋、元时期，畲族居住区已扩大到泉、潮、汀、漳一带，一部分迁入闽东北的山区。明清时期，畲族逐渐向浙南山区移动。关于畲族的发源地，各地畲族都传说祖籍是广东潮州凤凰山，后来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被迫逃往深山密林寻找立脚之地。

　　公元7、8世纪，随着畲族地区的开发，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唐王朝先后在福建漳州、汀州设治，实行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等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宋代，畲族地区已处于封建社会。畲族人民除广种水稻外，还普遍种植茶叶、甘蔗、苎麻等经济作物。封建地主霸占畲族农民的土地，进行残酷的剥削。畲族内部已有“有恒产之民”和“无恒产之民” ，许多贫苦农民，逐渐沦为佃农，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公元14世纪，许多畲民经过不断迁徙而定居在闽东、浙南和赣东北山区，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山区经济，交流生产经验、社会生产力有相当大发展。无论是土地利用、作物种类、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等方面都跟附近汉族人民大致相同。农作物的品种也大大增加，有面稻、光稻、早晚稻等品种，其中有一种适宜旱地耕种的山稻，一年可两熟。除水稻外，明中叶番薯传入闽、粤后，成为山区农业的主要作物。这时官吏、地主、豪强大肆侵占土地，许多畲民无地或少地，被迫逃亡。明朝政府实行招抚政策，在畲族地区设畲官，利用畲族内部上层人物来统治畲族人民。

　　公元17世纪中期，清兵入关，对各族人民实行军事镇压，强迫畲族改变服饰和风俗，民族压迫更加严重。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侵入畲族地区，还以传教、办学校、设医院等为名进行文化侵略。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畲族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农民进一步失去土地，苦难更为深重。封建地主阶级通过地租、高利贷进行盘剥压榨，许多畲族农民因丧失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抓丁派款急如火星，福建霞浦县南塘村，畲族每户每年平均被摊派税款达千斤稻谷。畲族人民受尽灾难，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曾多次联合起义，反抗历代统治者的压迫。唐总章二年（669年），广东潮州与福建南部的畲族先民先后在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等人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斗争。畲族起义首领与汉族起义军联合经过大小百余战，官兵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在江西爆发的以畲族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数万人，活动在广东南雄、江西赣州、南安军等地，所向披靡，坚持斗争3年之久。宝庆元年（1225年），江西赣州又爆发了以汉族陈三枪和畲族钟全为首的畲汉两族人民联合起义，起义军活动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坚持斗争至端平元年（1234年）才被镇压。

　　元代，畲族人民在陈吊眼、黄华，畲族妇女许夫人等领导下，先后组织畲族人民成立“畲军”，积极参加了以文天祥、张世杰等领导的抗元斗争，畲、汉两族人民十几万人共同英勇奋战，成为宋末抗元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宋亡后，仍然坚持斗争达3年之久。这次起义是畲族人民抗元斗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在畲族人民反封建斗争史上具有深刻的影响。

　　明代，畲族人民因不堪压迫，到处爆发农民起义。1512年，钟聪、张番璮、李四仔等领导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上杭、寻邬一带畲、汉两族人民在“大帽山”起义，起义军连陷建宁、宁化、万安等县。1516年以谢志山、蓝天凤为首的畲、汉族人民起义歼灭大批官军，杀死贪官污吏，没收地主夺去的土地，甚得民心。畲、汉两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达数万人。此次起义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广，声威远及闽、粤、赣、湖广等四省，在畲族人民反封建斗争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历史上畲族人民多次的起义，虽然都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了，但起义促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缓和矛盾的一些措施，例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政府曾三次下令免征广东、江西一些地区的田租，还减免盐、酒等课税，建立屯垦制度，招抚“畲军”屯田，这些措施无疑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近代以来，畲族人民又掀起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时期，畲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更加宝贵的贡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散居在粤东增城、博罗、惠阳等县的畲族人民，就曾积极组织农会，和地主进行斗争。海丰县红罗村畲族被反动派军队烧过3次，抢掠过五、六次，仍积极为革命搞通讯，掩护革命同志。潮安县山犁、碗窑等村的畲族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巧妙地通过“放纸贴”的办法把传单送到每家门口，宣传革命道理。浙南地区很早就建立党组织。1927年2月，党在瑞安县发动了3万多农民、工人和商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捣毁了反动商会，痛打了反动会长。1927年春，福安县七十二个村的畲、汉两族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发动下曾进行了反对征收鸦片捐的斗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不久，党在闽东建立了组织，积极领导畲、汉两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党派许多革命同志深入到畲族村，在贫雇农中间培养畲族的革命骨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通过他们去团结广大的贫苦畲族农民。

　　土地革命时期，闽东畲族和汉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建立贫农团，开展“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斗争，积极参加赤卫队、游击队，举行武装暴动。1933年冬，福安甘棠等地的畲、汉两族人民配合赤卫队、游击队共1000多人，攻占赛歧镇，缴获伪兵团83支枪，打开国民党的粮库、盐仓，分粮分盐给劳动人民，扩大了革命影响。霞浦县青皎等47个畲、汉村庄4000多人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暴动，严惩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摧毁沿海渔民深恶痛绝的盐田海关，没收盐田乡大地主的200多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并宣布废债废租、除捐灭税。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闽东，各地普遍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浙南畲族人民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暴动，进行抗租、抗债等革命活动。

　　在红军北上抗日后的艰难岁月里，畲族人民有一部分随军北上抗日，留下来的坚持斗争，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清剿”。许多畲族群众巧妙地掩护了革命同志，保存了党的革命力量，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

　　解放战争时期，畲族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畲族地区大部分是革命老根据地，闽东畲族地区有70%以上是老苏区。根据地的畲族人民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