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诺族的族源，有土著说和南迁说两种。“基诺”一词源于基诺族先民在杰卓山居住的时代，当时出现了“基诺洛克”的名称，“基”为舅舅，“诺”为跟在后面的，直译是“跟在舅舅后面的人”。相传基诺族的发祥地是“司杰卓米”。它是基诺山东部边缘一座海拔近1440米的高山，现在称为孔明山。至今，阿哈、阿希两支系以及居住在勐旺乡补元行政村的乌优支系居民，回顾祖先迁徙路线，都不约而同地把发祥地指向这座高山。这说明在很早以前，基诺族的先民就生活在基诺山及周围地区。

　　基诺族定居在基诺山之初，可能还处在母系社会发展阶段。传说最早居住在“杰卓”的是一个寡妇，生了七男七女，兄妹互相结婚，后来人口繁衍，便分化出两对寨子——可以通婚的两对氏族集团。第一对寨子是词通和曼锋，词通是“父寨”，曼锋是“母寨”，往后他们又发展出曼雅、窝庄、回真、生牛等10个儿女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基诺山的前半山。另一对寨子是曼坡(父寨)和曼飘(母寨)，其繁衍的儿女寨有竜帕、莫羊、炸共等九寨，是为后半山。

　　关于两对父母寨的世系已经不得而知，但子女寨的世系还可以获得。据1958年调查，曼雅寨是词通寨分出来的“大儿子”，建寨人是姐右，后经右保、保姐、巴保姐、姐腰、腰八、八撒、撒姐、姐白腊、白腊腰、腰子、不勒姐等已有12代，若以25年一代计算，曼雅寨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后半山的曼卡寨分离出来的时间较晚，从建寨人不腊腰算起，已经历了8代，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从曼雅等寨父子连名的情况看，这些子女寨在建寨时已确立了父权制，也就是说至少在300多年前，基诺族已从母系时代发展到了父系时代。18世纪中期以后,以血缘为基础的父系制家庭公社仍在继续发展,到19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经济出现, 父系制家庭公社才向农村公社过渡。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仍顽强地保留着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各儿女寨还要到父母寨去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照惯例，父母寨的“寨父”、“寨母”(均系男性头人)每三年要巡视子女寨一次，届时儿女寨的人们要远出迎送，组织隆重的祖传仪式进行欢迎，热情招待。

　　当地人传说，在远古的时代，洪水淹没大地，只有一对善良勇敢的同胞兄妹玛黑、玛纽受仙人保护和指点，幸免于难， 经过各种艰难波折，最终结为夫妻。仙人曾赐予他们10颗葫芦籽，种下后只长出1颗，结出的100个小葫芦中，仅长成1个，却长得像房子一样大，里边还有人在说话，打开一看，葫芦里出来4种人，先出来的是基诺人，依次而出的是汉人、傣人、哈尼人(有的说还有第五种人，是布朗人)。后来，他们各自找到了乐土。从这个传说里，可以反映出基诺族同汉、傣、哈尼等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密切关系。

　　另一传说，基诺族是从普洱、墨江甚至更远的北方迁来的。迁徙时曾经过昆明和峨山县的“没且竜”，后又辗转至西双版纳的勐遮和勐养，最终定居于基诺洛克。基诺族的巫师为死者送魂，也都送往北方。基诺族来到基诺山，先定居在一个叫“杰卓”的山梁子上，至今人们仍把这块地方称为“特巴特前”，意为基诺人共有的地方。据说基诺族居住在“杰卓”时，以树叶、兽皮为衣，以采集、狩猎为食，生活相当艰难。由采集狩猎经济到山地农业经济的转化，是基诺族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巨大进步，可是他们的旱稻种籽来得却不容易。相传，基诺人因得不到旱稻种籽，于是设法带猎狗深入到产稻区，让猎狗在谷堆上打了几个滚，结果在狗毛里带回了数十粒稻种，此后稻种逐渐繁殖，就使基诺族进入了以种植旱稻为主的山地农业时代。

　　基诺族尊奉诸葛孔明。传说基诺族的祖先是孔明南征部队的一部分，因途中贪睡而被“丢落”，进而以“丢落”附会为“攸乐”，这就是“攸乐”一名的来源。这些人后来虽追上了孔明，但不再被收留。为了这些落伍者的生存，孔明赐以茶籽，命其好好种茶，还叫照他帽子的样式盖房。基诺族男童衣背上的圆形刺绣图案，据说是孔明的八卦，祭鬼神时也呼喊孔明先生。上述传说的真实性虽有待考证，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基诺族同汉族的密切联系。

　　据现有的资料看，基诺族最早的隶属关系可以追溯到1160年，叭真统一勐泐各部落，建立勐泐景龙金殿国时，基诺山即为叭真王族的世袭领地。元朝在云南设置行省之后，西双版纳纳入元朝的统治范围。元朝政府设立彻里路，委任傣族土官进行统治。明朝改置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土司统治一直沿至清代。基诺山也是隶属其辖地。清朝鄂尔泰任云南总督时，为开拓西双版纳，于雍正七年(1729年) “江内六版纳”，实行改土归流，基诺山隶属普洱府，雍正七年至十三年（1729年—1735年）在攸乐山的茨通寨筑砖城，派骑兵、步兵约500人驻守该地，设攸乐同知。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因“烟瘴甚盛”，驻军和行政官吏病死颇多，清廷撤消了攸乐同知，委任基诺族首领为“攸乐土目”，作为代理人直接管理基诺山区。后来基诺山区长期受傣族封建领主管辖，傣族封建领主“召片领”在基诺山头人中委任“叭雅”、“扎”、“先”。民国年间，国民政府曾将基诺山归小勐养乡管辖，后又推行保甲制，在基诺族上层头目中任命保长、甲长，于是，基诺山区形成“三位一体”的政治组织。

　　新中国成立前，基诺族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不是以血缘为单位，而是由不同的氏族共居所形成的地缘单位——农村公社。这里的每个村社，就是一个独立的村寨。村寨的疆界都有刻着刀枪状的木、石界标，界内的土地归村社公有，他人不得侵占。每个村寨都有两个以上的互通婚姻的氏族，而且有两个长老按传统习惯处理村社的行政、祭祀和生产等事，俨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基诺山的土地，名义上属于西双版纳最高领主“召片领”所有，但他对于这一块世袭领地所有权的体现，只是每年派员去收取贡赋，摊派杂役，这并不影响基诺族对山区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使用权。基诺族村社内部土地占有制形式大致有如下3种：一是以村寨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二是以氏族或姓氏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三是个体家庭的私人占有制。这三种土地占有制形式，在各村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就多数村寨而言，占优势的则是以父系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竜帕寨可谓氏族共有制的代表。这个村寨的土地在每年砍树辟荒前，就以氏族为单位重新进行分配，收获时按劳动力平均分配产品。竜帕寨也有少数村寨共有和家庭私有的土地。曼雅寨是土地私人占有制的代表，这种私有土地被称作“柯德柯多”，可以长期占有使用，甚至能够转让，但当迁离村寨时，必须交还氏族。曼雅寨也有部分村寨共有的土地。由此可见，尽管基诺族村寨的土地占有形式有所不同，但无论那一种，都还没有达到严格的土地私人所有制的程度，基本上处于村社共有私人占用的阶段，这也正是农村公社的一个基本特点。农业生产广泛实行公有共耕、伙友共耕、私有共耕的形式，也盛行换工互助，狩猎所获也用原始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萌芽性质的土地的私有、租佃、买卖关系开始出现，当时已有借贷、雇工和类似家内奴隶的“养子”，村寨成员内部有了贫富分化，富裕者称“搓果”，穷困者称“绕赤”，居中的叫“卖马亚”。极少数人就其经济地位而言是剥削者，但尚未形成一个脱离生产、以剥削奴隶或农民为生的阶级。在这里，劳动力的强弱同经济地位的穷富密切相关。比如，同是一个村社的头人，有的劳动力多就年年有余粮，因而具有放债的能力，而有的头人劳动力少或多病，就要缺衣少粮，不得不向人借贷或依靠亲友接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多数村寨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村社或父系氏族共有制。

　　村寨的主要领导为“卓巴”(寨父或称老火头)、“卓色”(寨母或谓老菩萨、大斋)，他们是村寨中两个古老氏族的长老，是村寨里享有最高威望的人。担任此职的唯一条件是年龄最大，而不是勇敢善战，经济富裕，能说会辩。即使他碌碌无为，甚至是个瞎子或哑巴，也得义不容辞地担任村寨长老的职位。他们去世之后，继承人也是同一氏族的最年长者。有些较大的村寨还按年龄安排好了继承者，“卓巴”的继承人称“巴努”， “卓色”的继承人叫“生努”，他们作为当权长老的助手，在“卓巴”、“卓色”没有去世前就要从事村寨的具体管理事务。长老的职能主要是主持村寨生产、生活和祭祀活动。譬如，每年播种前只有经过他执行的杀牲祭鬼仪式，并由其先撒几颗种后，全村才能播种；过年的日期也由他们决定。一旦长老家中独有的被村寨成员敬畏的大鼓、芒锣敲响时，便宣告了新年的开始，村社男女老幼齐至长老家歌舞作乐。

　　长老与开始建寨的父系氏族联系在一起。有的村寨人丁不旺，若两个长老所在的氏族其中有一个灭绝已无长老可立，往往引起整个村寨的迁移。长老虽不具有政治特权，但拥有特殊的地位。傣族土司时，在基诺族中设立“帕雅”、“扎”、“先”的政治统治，国民党政府也曾建立保甲制，但他们往往都与村寨长老制相结合，并没有也无法取代长老的地位。

　　1941年，基诺山约有8000人，共28个寨子，由于无法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差役赋税，基诺族人民在搓约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当局撤职查办了车里县县长王字鹅，此后三年，民国地方政府不再向基诺族人民多加兵役赋税。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