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乡族的历史来源，缺乏直接的、完整的文献记录，只有零星史料和片段传说，就连东乡族世世代代居住的河州州志上，也没有单独记载，说法很不一致。主要有源于回回色目人、蒙古人和多民族融合说。

　　回回色目人说。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东乡族的传说。据说，东乡族的祖先是中亚西亚的撒尔塔人，他们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蒙古军队回返时来到今东乡地区定居下来，并融合了当地的汉、蒙古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东乡族。所以，东乡族自称“撒尔塔”。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部崛起于大漠南北，成吉思汗挥军西向，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蒙古军队在征服撒尔塔各地的过程中，组织了大量的回回军和大批回回工匠为其服劳役。1227年3月，成吉思汗占领了河州和西宁地区，而当时这一带地方，正是东乡人活动的地区。成吉思汗曾把在征服中亚各国时掳掠而来的撒尔塔人，编入“探马赤军”。这些撒尔塔人中，有军械匠、水军、炮手，也有商人、贵族、传教士。征服者在自己的屯戍地内，把撒尔塔的各类工匠，分别集中到一个地方居住，并根据分工命名居住区的名称。至今东乡地区保留的许多地名也印证了撒尔塔人在这里居住、生活，如东乡县的“勉古赤”（银匠）乡，“阿类赤”（编织匠）村，“托木赤”（铁匠）村，“依哈赤”（钉碗匠）村，“陶毛赤”（制革匠）村等，均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还有“八素赤”、“沙黑赤”、“达鲁花赤”，都是“镇守者”的意思。此外，东乡族分布地区有“屯田”、“屯地”、“民地”、“新屯地”等遗留地名，也说明了“探马赤军”当时在东乡地区屯田的情况。此外，从体质特征上看，东乡族与中亚人也有相似之处。东乡族许多男子鼻梁高，眼窝深，胡须长，脸型椭圆，女子白暂。这些都说明了东乡族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撤尔塔人的渊源关系。

　　东乡族的民间有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西域来的。据说，早在六七百年前，就有40个晒黑古杜卜(传教者)到河州传教，其中有13人定居于东乡，其首领哈木则就是在该地定居的，东乡的那勒晃、洒勒、石拉提等地，都是他们的后裔定居的地方。还有传说称，从西域来的八个“赛义德”(首领、主人的意思)，也到过东乡，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便在卜隆固村定居下来。阿里阿答逝世以后，就埋葬在达板的赛汉坪上。卜隆固村的人至今还说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

　　蒙古族说。源于蒙古人说，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东乡族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驻河州一带的蒙古军的后裔，逐渐由“兵”变为“民”的。传说成吉思汗时期，有许多蒙古军驻守在河州一带，以后大部分调走，但仍有小部分继续留驻在东乡地区。后来伊斯兰教自西北传入，经青海、循化到达河州一带，当地大多数蒙古人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发展而为东乡族。东乡一些地名，如所谓“鞑子地”(“鞑子”系对蒙古族的侮称)或“扎营滩”(即蒙古军驻扎营盘之地)、“马丁”(蒙古军放马之地)等，据说就是当时蒙古军驻兵之地。

　　这种传说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1226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攻下金属积石州(今循化一带)后，河州曾是蒙古军的重要屯居点。蒙哥汗时，为了西控吐蕃，河州一带更成为蒙古军重镇。元世祖平定康藏，建都北京，派宗王、万户府、吐蕃宣慰使俱驻河州。13世纪末(元成宗铁木耳时)，驻守唐兀(河州在内)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忽必烈孙)信奉了伊斯兰教，其部下15万余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

　　另一说，东乡族是元代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后裔。这部分蒙古人当时因受到周围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影响，改信了伊斯兰教，从而与原信佛教的蒙古族发生了冲突。他们被认为是宗教叛徒，被迫东迁，经猩猩峡向内地迁徙，到达“镇番”(今甘肃省民勤县)，之后又分二路：一路入贺兰山到河套地区定居，即今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民；另一路则南迁渡黄河进入河州地区，因与蒙古族隔绝，蒙文和伊斯兰教使用的阿拉伯文又不一致，所以虽仍说蒙语，但不使用蒙文。

　　多民族融合说。此说认为，东乡族是以东乡地区的回族为主，融合了当地的蒙古族、汉族和藏族，经过长期发展而成。

　　传说中最初东乡族的形成就包含一部分从西北来的伊斯兰教徒，以后这里定居的蒙古族和部分汉族也“随下来”(入教之意)。据说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西北回民起义时，汉民“随下来”的最多。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调查材料看，东乡族确有回、汉、藏和其他民族成分。马、穆两姓大都是回族成分；王、康、张、高、黄等姓的东乡族，许多人都说自己的先人来自汉族。唐汪川的汉族和东乡族同姓之间，仍然班辈分明，家系清楚。一些东乡地区的地名如唐汪川、汪家集、张家村、高家庄、庙儿岭等都反映是过去汉民的居地。“随回沟”的地名也反映了类似的历史关系。此外，东乡地区的羊脂家(地名)的杨姓东乡族，则说自己的祖先是藏族。至于包含蒙族成分，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根据传说和史料，一般认为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由聚居在东乡的许多不同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构成其族源的主要成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从13世纪以来，河州一带就是包括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内的蒙古军驻守、屯田之地。13世纪末，镇抚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其属下蒙古人大部相从。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也相聚在西北地区。14世纪初，元成宗死，安西王阿难答与皇后伯要贞氏等策谋政变，事泄被杀，但其属下势力仍很强大。其子曾联合伊斯兰教群众反叛，为元朝政府镇压，阿难答属下纷纷逃避。当时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东乡，就成为阿难答属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蒙古人退避的地区之一。他们在这里与当地汉族、藏族等长期共同生活，互相婚嫁，逐渐融合成为东乡族。

　　历史上，东乡族人民曾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明朝所实行的里甲制度和清朝设置的会社组织，都是选派忠实于王朝的东乡族上层统治阶级任里长、甲首或练总、会长，并通过他们对东乡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那时真是“赋税无准则，土地无清册”。数百年间形成了东乡族地区地主豪绅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东乡地区虽隶属于甘肃省，但包括东乡在内的临夏地区，实际上都在封建军阀马安良、马骐、马步芳一家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是在1924至1928年，曾短期为国民军刘郁芬部所占。1928年，东乡地区又被划分为4块，分属和政、宁定、永靖、临夏四县。1930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不论是国民党或是马家军阀，都通过东乡族的民族、宗教上层实现其统治。东乡族地区兼有保甲长、军官、教主身份的地主，也无不投靠国民党和马家军阀以便加强掠夺。他们采用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形式横暴地榨取农民，同时私设公堂，使用“揭背花”、“钉指甲”、“夹楔子”、“拔断筋”、“砸骨拐”等种种酷刑催租逼债。巴素池一个大地主家中大梁，因经常吊打农民，磨出了七八条深槽。

　　地方封建集团在东乡地区利用民族矛盾和教派纠纷，不断制造和扩大事端，猎取或维护自己的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的集中，东乡族的地主阶级与宗教上层、官僚进一步结合起来。他们在经济上是大地主，在宗教上是门宦教主，在政治上是有权有势的官僚。特别是在清朝同治以后(19世纪60、70年代)，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更为明显和迅速。

　　从光绪年间起，东乡的地方豪强势力就已形成。如北庄马璘曾任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时期的甘州镇守使，是当时甘肃八大镇守使之一，八素赤的马忠孝曾任过清朝西军精锐军统领。这两大家族为争夺地盘，曾进行过长期的争斗，出现了“四差”和“八营”的对立。“四差”是马忠孝家族势力范围的称谓，包括6个会。“八营”是马璘家族的势力范围，包括10多个会。

　　这样，到了1930至1939年间，东乡地区已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封建割据势力：巴素池门宦大地主的势力范围,北庄门宦大地主势力范围,锁南坝土豪集团的势力范围。这些封建势力直到民主改革和反对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群众斗争中，才被彻底摧垮。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东乡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落后，东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极其贫苦。为了糊口，东乡人在农闲时一般多出外作小生意，但在借本钱时又要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混战，交通不便，路多盗匪，所以此项生计也很艰难。遇到灾害之年，就更加困难了。例如民国18年甘肃全省大旱，东乡地区每升粮食卖白洋2元，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逃荒。在锁南集镇上也是尸横街头，惨不忍睹。东乡族人民身受重重剥削和压迫，仅每年向官府交纳的“田赋粮”、“附加粮”和其它苛捐杂税，就占去全部收入的20％。除了钱粮负担以外，东乡人民还要给官府和军阀出马款和壮丁。有三四户出1匹马的，也有1户出1匹马的，有1年出1次的，也有1年出两三次的。抓壮丁就更厉害了，有时每年抓七八次，人数最多时，每保百户出壮丁80名，几乎每家要摊1名。除了正式摊派兵丁名额外，还补充抓兵，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和五六十岁的老汉也不能幸免。国民党军队抓兵，是按户分派，不能出兵的就出兵款，一个兵款开始为五六十元白银，后来增至七八百元，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五买斯村马老五父子3人被一连派了8次兵款，共175块白洋，逼得他们拆了房子，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和毛驴，还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债尚未还，第4次兵款又落在他的头上。因交不起兵款，保长竟用拴狗的铁链，将马老五吊在梁上，逼得马老五一家逃离家乡，四处乞讨度日。又如锁南果果承村农民马广武，1948年时家有4口人，10.5亩地，房6间，驴l头，当年出兵款5次，前4次，共计58元，除卖粮食外，又借了白洋40元，才交上兵款。到第5次时，他再也无力交齐款了，只得自己去当兵。范家庄、金杨家、王家庄3个村，共47户人家，1947年除派了3850块白洋的兵款外，十五六岁和五十多岁的人，也被抓去当兵。1948年国民党在东乡地区，一次就抓去3000多人，有些阿訇也被刮光胡子抓去当兵。马步芳还曾以办小学为名，强拉300多名小学生去当兵，以致很长时期人们不敢送子弟去上学。反动政府在地方上的爪牙走狗，也都乘抓兵之机，敲诈群众。有些保甲长和恶棍每到一个村庄，就闹得鸡犬不宁，哭声四起，受害群众还得含着泪送“鞋脚钱”。重重盘剥和压榨，使东乡地区呈现出“集镇人烟稀，乡村青年少”的悲惨景象。

　　面对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东乡族人民进行了不屈的反抗与斗争。清代，甘肃爆发了以回族为首的反清起义，如顺治四年(1647年)米剌印、丁国栋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斗争，以及19世纪60年代(同治年间)甘肃的回民起义等，东乡族人民均参与其中，并成为起义军中最顽强、最勇敢的部分之一。

　　东乡族人民从未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从民国以来，一直进行着反压迫的斗争。1928年爆发了河州地区回族、东乡族人民反抗国民军的暴动，东乡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同年4月，在宁定(广河)战役中，东乡族人民曾消灭了国民军的一个旅；以马八个为首的800多东乡族人民，在大沟头一带，曾将自唐汪川进援河州的国民军部队击退。1943年，甘南地区爆发了以汉、回、东乡、藏等民族共同联合的反抗蒋马集团统治的农民起义，一时烽火遍及甘南十余县。东乡族起义部队曾在临潭、新城战役中，杀死了县长，在榆中县水家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团，沉重打击了敌人。甘南起义失败后，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善后清乡”，参加起义的大批农民被残酷屠杀。但东乡族人民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各地打伤打死保甲长的事不断发生。这与党的影响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1936年红军长征途径洮州（今甘肃临潭）时，曾给东乡族人民留下深刻的影响。此后，几位东乡族的优秀子弟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对东乡族人民压迫掠夺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派遣共产党员，深入东乡地区，建立党组织，传播革命思想，组织群众斗争，并输送一些东乡族青年去陕甘宁边区学习，培养东乡族的革命骨干。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虽曾利用民族矛盾，在东乡地区制造过民族仇杀，但也出现过不少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反动武装、互相保护的动人事迹。1928年，东乡族人民反抗国民军的斗争中，由于国民军的挑拨离间以及暴动部队内部有反动民族上层参加并掌握了领导权，因而引起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裂痕。但劳动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仍在起着很大作用。锁南坝的东乡族人民在民族残杀中，就曾保护了200余户汉民；红庄的东乡族妇女马撒依，冒着生命危险，把汉族农民杨朝云一家领到自己家里躲起来。暴动失败后，国民军在“清乡”时，不少汉族群众也保护了东乡族人民。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