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其族源是多元的。白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外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嶲即嶲唐，楪榆即叶榆，即洱海地区，可知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是昆明人，处于尚未定居的游牧社会。白族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属于先秦时期氐羌系统南下族群中的一支，其远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僰人。公元前3世纪，僰人之名始见诸记载，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 秦汉以前僰人的分布地区，北有僰侯国，南有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包括了北边的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和南边的滇国（今滇池周围）等广大区域。滇国的主体族是僰人，亦称为“滇僰”。汉晋时期，滇池地区仍为僰人所居，并逐渐向洱海地区迁徙。而蜀中迭经战乱，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四散，引起了民族的迁徙。其融合到滇池地区即滇僰的称“叟”，叟人逐渐占据了原来僰人的分布区域。东汉末年，其他部族逐渐迁入洱海地区。晋代洱海区域出现了“上方夷”和“下方夷”，洱海区域居民成分及分布有了很大变化。“上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北部的昆明人，“下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南部的哀牢、僰人、汉姓等。唐代初期出现了乌蛮、白蛮，它包括了洱海区域哀牢、昆明、西洱河蛮（又称河蛮）、云南蛮、僰人等众多部族。汉唐间，大姓爨氏兴起于南中，爨氏又分为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两部分，南诏阁罗凤时期，徙二十余万户西爨白蛮于洱海地区；在明代碑刻中仍可见到，寸、王、赵、杨四姓都认为在南诏以前他们的原籍在滇池地区，原籍“西爨故地”。由此可见，洱海地区的白族人民与西爨白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到公元8世纪，南诏统一洱海区域进而建立起包有云南全部的强大政权，加速了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白族的形成。从以上可以看到，从秦汉洱海人（西洱河蛮）、昆明人——东汉僰人——晋代上方夷、下方夷——唐代白蛮、封人、白人——白族，白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是以土著居民洱海人（西洱河蛮）、昆明人为主体，融合了僰人、哀牢人、西爨白蛮等成分，甚至融合了一部分汉族，最终于公元8世纪形成为白族。

　　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考古发掘的“苍洱遗址”来看，“其本质导于华北之仰韶、龙山文化”，是一种“地方色彩甚重”的区域性文化。尤其是遗址中所出土的双孔半月形石刀充分说明了苍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双孔半月形石刀形式与内地相近，内地石刀的刃大部分开在凹面（即“弓弦”），洱海区域的石刀的刃则开在凸面（即“弓背”）。这时期，还在台地上发现了半穴居房屋等居住遗迹，说明最晚在新石器时期，洱海区域已有人类居住，他们傍溪流而居，经济活动虽然仍较原始，但已经出现了纺织和渔猎活动，当时可能还出现了原始农业的形态。宾川白羊村遗址（公元前1820±85年）表明粮食作物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大量的兽骨和角器反映当时狩猎和纺织均占一定地位。剑川海门口遗址（公元前1150±90年）标志着白族先民步入一个崭新的青铜器时代。祥云大波那遗址（公元前465±75年）表明当时已处于比较定居的农业社会。在稍后发现的祥云检村遗址（年代为上限战国中期，下限西汉早期）还出土了两件铁器，为数虽很少，但说明此时铁器已开始出现，铁器的出现较之青铜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洱海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商王朝势力所及范围已到达今川滇一带地区，白族先民开始大规模地和中原发生经济文化交往，从此开辟了白族文明史的一个新纪元。

　　春秋时期，西南夷地区和秦国、楚国都有联系，战国时期，和楚国的联系更为密切，甚至有“庄蹻王滇”的说法，楚韵遗风仍可见于今天的白族生活中；而汉文化的影响则贯穿于白族发展的始末。

　　秦代，中央王朝开始在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洱海地区同祖国内地关系日益密切。秦以前，西南夷包括七个大的部族区域，其中滇分布于滇池区域，昆明分布于洱海区域，西僰分布在川南、滇东北一带。各部族自成区域，又相互联系。秦统一全国后，着手开发西南夷，首先表现为通道，即修筑“五尺道”。 该道从今四川宜宾出发，经滇东北而入滇池地区，是官方修筑入滇的第一条道路，它连通了僰青衣道、僰道，为云南与中原的交通联系打下了基础。其次设郡，就是具体实施推行于全国的郡县制度。最后置吏，即对西南夷地区委官进行统治。尽管秦对西南夷的经营是短暂而不深入的，但却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云南从秦代开始，就已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汉代，汉武开边，但在洱海地区遭到了昆明蛮的阻挠。公元前109年，西汉在此设立了叶榆、云南、比苏、嶲唐等县，属益州郡管辖。公元67年，东汉在此设置“益州西部都尉”，管理哀牢地区和洱海区域。公元69年，单独设置永昌郡，洱海区域分属云南、邪龙、叶榆、比苏、博南等5县。蜀汉时，诸葛亮征服南中，设庲降都督，下辖南中7郡，洱海地区设置的县并未改变，但分属云南郡和永昌郡。两晋南北朝时期，洱海地区的郡县管理时分时合，旋置旋改，但基本上因袭了两汉的县制。中原王朝开设郡县、移民实边等一系列的措施，既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促进了洱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根本性提高，从中原引入了水稻种植技术和牛耕技术。

　　隋代，设立南宁州总管府对云南实行了短暂的统治，爨氏大姓世据南中。

　　唐代前期，对云南地区实行羁縻统治政策，洱海地区归姚州都督府管辖，下设髳州、宗州、匡州、曾州、尹州、蒙舍州、阳瓜州、浪穹州等20多州。公元7世纪，唐朝和爨氏为争夺对滇池地区的控制权，矛盾趋于激化。同时唐朝还面临来自吐蕃的威胁。此时，六诏兴起于洱海地区，位于六诏之南的蒙舍诏在唐王朝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

　　南诏国时期，洱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南诏国是乌蛮与白蛮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即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的奴隶制政权。此时云南的部族分布状况是：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域是爨地，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域则主要分布着乌蛮（“六诏皆乌蛮”）和白蛮（主要分布于洱海周围）。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兴起于蒙化（今云南巍山）后，在唐朝支持下占领了经济发达的白蛮地区，并灭五诏，统一了洱海区域。随着南诏势力的壮大，南诏国与唐王朝对滇池地区的争夺日益尖锐，南诏数次进犯成都，并与吐蕃约为兄弟之国，南诏逐渐成为唐王朝在西南地区的重大威胁，加速了唐帝国的瓦解。南诏国的政治区划包括十赕、七节度、二都督，洱海区域即为十赕之地，是南诏国的统治中心。洱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则属剑川节度使管辖。南诏国王室成员是乌蛮贵族，而其统治基础，包括统治阶级中的大批高官显贵如清平官、大军将、军将等，则是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较发达的白蛮。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

　　南诏政权建立后约250年间，同唐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使节往来不绝。但由于南诏统治者对内进行残酷压迫，连续地对外发动掠夺战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不断引起奴隶暴动和起义，到902年崩溃。937年，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领主制政权。大理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一直很密切，“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加强了大理地区的对外联系，并在沟通中外联系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国时期是白族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白族文化，大理地区步入封建领主制社会。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昌盛，出现了儒、释合流的“释儒”，大理地区被称为“妙香古国”。南诏以后，大理地区在社会生产方面有长足发展，普遍采用“耦耕，二牛三人法”的耕作技术，这是西汉时赵过在中原推广、曾在我国农业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深耕技术。农作物、蔬菜、水果的品种都极为丰富，分别从内地、西域、印度传入。在畜牧业方面，养马业最为发达，大理马驰名唐宋两代。冶炼技术也很有名，兵器制作技术精良，“铎矟”和“浪穹剑”、郁刀、大理刀闻名一时。

　　1253年，蒙古贵族发兵击灭大理段氏政权。在云南设置的元初五城中，大理地区属于合剌章。1256年，设立了大理总管府，下辖大理上万户府、大理下万户府。1258年，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经广西，直捣南宋后方的潭州（今长沙），预期与蒙哥及忽必烈三路大军会师鄂州。由于云南的蒙古军伤亡很大，加之要留一部分兵力镇守云南，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兀良合台在大理白族地区大量佥发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以白族为主），组建了一支两万多人的“爨僰军”（亦称为寸白军），由段福率领从征。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兀良合台不再得到重用，于是“爨僰军”一部分军士辗转回到了大理，而其中一部分军士则流落在长江两岸，成为湘西、鄂西白族的来源。1274年改设行省制度后，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路、鹤庆路，并以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领之。

　　明代，卫所屯田，改土归流。1382年，蓝玉、沐英攻克大理地区，设立三司，广泛推行卫所制度，对白族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蒙化、鹤庆等府，并在军事上设置了大理、洱海、大罗、蒙化四卫以及永平、鹤庆二御，共辖30个千户所，是卫所集中分布的一个重要统治区域，充分体现了大理地区的重要性。伴随封建统治在大理地区的日益深入，汉文化的传播通过汉族移民和儒学教育等途径，深刻地影响到白族文化。据万历云南通志、万历赵州志等方志记载，明初白族地区已是“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庠序星布，教化风行，至于遐陬僻壤，莫不有学”。表明汉文化对白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冠婚丧祭、宫室建筑、生产生活等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体现最为典型，兴起了白族知识分子士绅群体。在社会生产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水车灌溉。祥云的“地龙”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地下水和山阱流水灌溉农田，使得干旱的荒地变成了大片农田，时人谓之“云南（指云南县，今云南祥云）熟，大理足”。

　　清代，多依明代旧制而时有改易。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蒙化直隶厅以及丽江府之鹤庆州、剑川州。清代继续因袭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但在边远地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通过他们对边远地区各族人民进行统治。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边远山区的白族人民还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1797年，大理、赵州、邓川等10余县因“盐案”事件引起大起义，有白、彝、回、汉等各族参加，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者。清咸丰六年(1856年)9月，大理爆发了以回族为主体、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广大白族人民踊跃参加义军，坚持抗清斗争达18年之久，给予腐败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

　　1842年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他们同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一步一步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近代以来，白族地区的商业资本开始得到发展。先后出现了“福春恒”、“兴盛和”、“云丰祥”、“洪盛祥”等大商行，分为鹤庆、喜洲、腾冲等商帮，他们由印度、缅甸、越南等地运进美、英、法等国的洋纱、洋布及各种洋货；从国内搜运黄金、白银、石磺、黄丝、猪鬃及其他农副产品。他们在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活动中发展起来，又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白族地区后，垄断了白族地区进出口的主要物资，控制了市场和物价，不仅窒息了白族商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使许多中小商户纷纷倒闭，加深了白族人民的苦难。白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族人民曾经举行过多次英勇顽强的起义斗争。在李文学起义、杜文秀起义、镇南关大捷中，白族人民与彝、回、汉等各族人民并肩战斗，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遍及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给白族地区以巨大影响，民主革命的新思潮迅速传播开来，宣传马列主义的一些报纸刊物先后传进白族地区。在党的教育下，许多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女投身革命运动。1921年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张伯简同志，曾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回国后，在上海、京汉铁路进行革命活动，参加和组织了省港大罢工，后因积劳成疾，在广州病逝。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入党的还有徐克家、王德三、赵琼仙(女)等同志，他们曾分别参加了北伐和广州起义，被党派到云南领导革命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学生起来斗争，后来都不幸被反动派杀害，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1936年4月，由任弼时、贺龙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白族散居的湘鄂西地区，领导白族人民打土豪、分财产，进一步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白族周保中将军远赴东北，同汉族、朝鲜族人民一道组织抗日联军，担负重要领导工作，坚持敌后斗争十余年之久，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战争时期，白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在剑川发动武装起义，解放了剑川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

　　新中国成立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说来，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在一部分坝区特别是少数市镇和公路交通沿线，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分散地区，还存在封建领主以及原始公社、奴隶制残余。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