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布朗族人民和当地其他民族一道，在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布朗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20世纪50年代初，布朗山区人民政权建立后，上级政府根据党中央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结合边疆后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制定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还从布朗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把布朗山选择为“直接过渡”地区进行试点工作，在解除了民族上层的思想顾虑，稳定了群众情绪的基础上，推动布朗族人民群众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有步骤地对布朗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布朗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人民政府也根据各地布朗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思茅和临沧的布朗族地区实行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促进了布朗族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到1958年底，各布朗族地区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司头人对土地、山林的所有权，取消了封建特权，免除了民族群众的劳役、贡赋，以及高利贷者的债利和租佃剥削，布朗族人民开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1985年12月30日，云南省成立以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布朗族成为自治县的自治民族之一。此外，还在布朗族较为集中的勐海县巴达、勐满和勐岗，临沧地区的云县、耿马及保山地区的施甸等地相继建立了与其他民族联合组成的民族乡。布朗族不仅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而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所在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布朗族还选举出本民族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大力培养选拔布朗族干部，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坚强保障。目前，在州、市、县、乡各级党、政、人大、政协班子中都有布朗族担任部分领导岗位。据统计，2005年，云南省布朗族干部约1700人，约占全省干部总数的0.2%。

　　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历史上，布朗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发展比较迟缓，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许多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几乎没有固定耕作的水田，农作物产量很低，旱稻一般收成是籽种的10倍左右。每年平均每人只有粮食190斤。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人民政府努力推动布朗族群众改变传统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学会耕作固定耕地，逐渐减少了刀耕火种的土地面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告别了刀耕火种的传统耕种方式，在固定耕地上获得了稳定的粮食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布朗族地区逐渐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科技人员上山，大力推广运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使用化肥，进行病虫害防治，粮食产量普遍提高。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布朗族乡（这是全国惟一的单一布朗族乡）为例：到2000年末，全乡共有固定耕地52336亩，比1996年增加了12668亩，增长率为31.94%。耕地面积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布朗族群众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2004年，布朗山乡农作物播种面积47590亩，粮豆播种面积29829亩，总产量535.58万公斤，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53元。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各地布朗族农民还大力发展茶叶、甘蔗、橡胶、紫胶、咖啡、杉松、芒果、桃李、蜜菠萝、香蕉、柑橘、藤篾、南药等经济作物。如双江县忙安布朗族村，1995年种植紫胶3万株，橡胶198亩，村里还建起了橡胶厂，使之成为带动当地橡胶种植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布朗族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地区都建立了民族贸易公司，有的村寨建立了购销店，商品销售总值逐年增长。

　　布朗族的医疗卫生条件有了根本改观，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有了基本保障。过去，布朗族地区历史上是有名的“瘴疠之区”，各种疾病流行，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瘟疫等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疟疾长年肆虐，严重威胁着布朗人的生命与健康，老百姓饱尝瘟疫之苦。而布朗族聚居区却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有了病只好求神驱鬼。布朗山有个叫新曼峨的小寨，一次瘟疫就死了50多人；曾经有100多户人家的老曼峨寨，一次天花流行，死亡160多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就派遣医务人员巡回各山区为布朗族人民免费治疗，以后逐步建立了卫生所、医疗组，培训卫生人员，大力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布朗族地区流行的痢疾、天花、疟疾等疾病，都已经基本上被控制，群众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布朗族“瘴疠之乡”的帽子也脱掉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布朗族地区的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加大了乡、村、社三级卫生网络建设，除了乡中心卫生院外，行政村大都建立了卫生室，配备了医务人员、药品和器具。目前，布朗山乡有卫生院1所，村卫生室8个，医疗工作者86名。其中，乡卫生院医生14名，乡村医生24名，乡村接生员48名。

　　布朗族地区教育从无到有，办学规模和人口文化素质正在逐渐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前，布朗族地区很难找到一所正式学校，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各地布朗族的教育得到了进一步贯彻。2002年，布朗山乡的学校已发展到44所，其中完小1所，一校一师的校点22个，一校2师的校点21个。共有教职工111名，77个教学班级，在校生1857人。据云南省民委统计，2004年，布朗族在校学生中，小学生11898人，初中生4942人，高中生426人，职高生161人，中专生203人，本专科生180人，研究生3人。据2000年云南省人口普查资料，布朗族平均受教育年数4.81年，比10年前增加1.96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人口比率为23.43％，与1990年相比，文盲率下降了36.36％。不过，在布朗族的教育事业上，历史上的“欠债”一时还难以还清：布朗族6岁及以上人口8.25万人，其中，受过小学以上（含小学）教育的占70.79％，受过初中以上（含初中）教育的占14.55％，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占3.56％，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占0.55％。目前在布朗山还没有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布朗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改善，布朗族居住地的村委会和大部分自然村寨都修通了公路，现代通讯设施也基本上能够覆盖布朗族各居住区。人们与外界的交往和交流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且便捷多了。交通和通讯的改变也带来了布朗族文化生活的较大变化。看电视、唱卡拉OK、打台球等等一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已经成为许多布朗族青年在劳动之余的文化生活，而布朗族传统的唱古歌、跳民族舞蹈、听老人讲故事的传统情景则越来越少见了。这样的变化让人喜忧参半，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则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

　　现在的布朗族聚居区已经不是过去闭塞的山乡了。可以说，布朗族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提高，部分布朗族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村寨走上了富裕之路。但是，与其他兄弟民族相比，布朗族的发展差距依然不小，贫困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困扰和阻碍着布朗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在一些偏僻的山村，群众看病难、行路难、上学难等问题还未能完全解决。加快布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把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摆在了突出的战略位置，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国家规划，加大了政策、资金、项目的支持力度，着力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布朗族人民同其他人口较少民族一道，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勤劳、勇敢、智慧的布朗族人民正在走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正在憧憬着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