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的居住习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纳西族在古代曾有过“穴居”之习俗，之后又有过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羊毛毡制帐篷居住的习俗。纳西族随着由“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演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后，居住方式也产生了变化，开始建造较固定的木结构民居，从而出现了井干式的木楞房。

　　传统的木楞房直接以圆木为材料，建造时先平齐木料，在两端砍出接口，然后将圆木首尾相嵌，大小头均齐，构成四面围墙。然后架起檩条，直接铺上长形木瓦，用石头紧压木板。圆木间抹上牛粪或泥，以避风寒。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绝大多数由四个房屋组成大小不等的四合院，一幢是正房，左面是经堂，右为畜圈，正房对面一坊为两层楼。正房为全家就餐、主妇休息及储存粮食杂物的地方；对面的楼房上分为许多小间，是“阿夏”情人偶居的地方；院内房间布局较为复杂，有主室、上室、下室、后室、仓库等。

　　纳西族将正房称为“吉美”，直译意为“母房”、“大房”。祖房是整个家庭住宅的中心。祖房内神龛下设平台型单火塘或双火塘灶，火塘中央埋一个盛有金银、五谷及海贝等物的土碗或陶罐，象征火塘灶的心脏。火塘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的一个中心，过去，火塘边的座位与人们的性别角色和家族、家庭的尊卑长幼序列密切相关。丽江、香格里拉等地纳西人火塘边东西两端靠近神龛的座位最尊，分别属于家庭男女家长。火塘边供奉灶神、祖先神等。有不准将水泼于火塘，不准跨越火塘，不准用脚踩铁三脚架等的种种禁忌。纳西人的人生礼仪和多种东巴教仪式都在火塘边举行。部分丽江山区的纳西族除了保留火塘灶外，还普遍在正房中砌有锅台灶。坝区则已普遍实行单独的厨房和锅台灶烹饪方式。

　　自明代始，在丽江纳西族中已建盖有宏伟壮观的瓦房，但大都是土司和头目的住宅及寺观庙宇。

　　从清代起，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纳西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白、藏等族的建筑技术不断为纳西人所吸收，被称为“三方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土木或砖木结构瓦房建筑在丽江城镇和坝区、河谷区农村普遍流行起来，并产生了极有特色的民居庭院。门前即渠，屋后水巷，跨河筑楼，丽江古城和不少乡镇民居“家家有院，户户养花”。庭院是民居平面构图的中心，其地板通常用块石、瓦渣、卵石等简易材料，按民间风格铺砌成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如“四蝠闹寿”、“麒麟望月”、“八仙过海”等，体现了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农村“三坊一照壁”楼瓦房的西房北房为房卧室，南房作畜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大研古城典型地反映了纳西人博采众长而形成的高超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古城坐落在玉龙雪山下海拔2 400米的高原台地上，始建于宋末元初（一说建于唐代，即当时的“三赕城”），总面积3.8平方公里。四方街是古城中心，四条干道呈经络状向四周延伸。“城依水存，水随城在”是古城的的一大特色。位于城北的黑龙潭是古城的主要水源。潭水由北向南蜿蜒而下，至双石桥处被分为东、中、西三条的支流，各支流再分为无数溪流，入墙绕户，穿场走苑，形成主街傍河、小巷临水、跨水筑楼的景象。四方街西侧的西河上设有活动闸门，居民利用西河与东河的高差冲洗街面。众多大小水流之上，造型各异的古老石桥、木桥多达354座，使大研古城的桥梁密度居中国之冠。古城的街巷全部用红色角砾岩石（民间称为五花石）铺成，晴不扬尘，雨不积水。

　　木氏土司的府邸巍峨壮观，模仿中原王者气度，又没有落入中原皇宫帝苑“居中为尊”、一切其它建筑皆须围绕王宫而建的俗套，它僻处城南一隅，而作为全城中心的则是商贾云集的四方街，如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街道像星光般从四方街这一最明亮的商贸中心向四方八面辐射。从中可看出古城最初形成于乡村集市，最终也因商业贸易而繁荣。这与古城千百年来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密切相关。

　　在丽江，父系制家庭是传统的生产单位。在宁蒗永宁，母系制家庭则是基本的生产单位。此外，纳西族民间还有传统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合心组”等，通常由相处融洽、关系密切的邻居或亲戚朋友自发组成，一般规模较小，多则十来户，少则四、五户。是在农忙季节临时性组成的互助生产组织。还有互助性放牧组织“路补”，几户人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由各户轮流出人放牧。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子女从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实行父系继承制。分家时，传统习惯是由儿子们均分田地、房屋和大牲畜，而幼子有优先权得到最好的一份田地产。分房子也一般是由幼子占祖房，其他儿子另外择地起房。有女无子的或无子女的家庭，可过继兄弟的儿子继嗣。假如要为女儿招赘，必须取得兄弟们的同意，赘婿才能取得继承权。绝嗣家庭的财产，由本族近亲继承。

　　在受儒家封建礼教影响深的丽江纳西族中，妇女过去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低下，一般无财产继承权，还有许多重男轻女的习俗。但在保留传统文化较多的香格里拉县三坝等地纳西族中，虽然同样是父系制社会结构，妇女在家庭中仍然有比较大的权力。如儿女的婚事，决定权不在父亲而在母亲，女子出嫁时，可以带走平时自己积累的一切个人财物，甚至还可以带走一块田地。家中无男儿时，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族里的长辈无权干涉她的继承权利。

　　纳西族主要聚居区结婚一般都要经过订亲、请新娘、举行婚礼的程序。过去有少数“抢婚”和“兄亡纳嫂”的“转房”婚俗，同姓不同宗的人可以通婚，但同一“崇窝”（宗族）之间禁止通婚；姑舅表和姨表优先婚是过去比较流行的习俗。

　　纳西族的传统婚礼称为“素字”，意为“迎接生命神”，纳西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神“素”，新娘是外来的新的家庭成员，因此要把她的生命神迎进新郎的家庭，与新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命神结为一个集合体。整个婚礼过程大体有如下内容：新郎家请东巴择吉日准备生命神之箭、桩、竹篓、塔、桥、梯、石、线等物；接新娘；新娘告别祖灵、娘家亲人及火塘灶；新娘进新郎家后行洗头礼；进母房（祖房）拜火塘灶边的祖灵和神灵；东巴主持举行祭生命神，拴生命线的仪式，这是婚礼的核心内容。届时在新郎面前放一把木杆秤，新娘前放一把铜锁和木升，有的则是新郎手持生命神之木桩，新娘手持生命神之木塔。东巴边咏诵经书，边在新郎新娘的额头抹酥油祝吉，继而一一抹酥油于母房的擎天柱、神龛、火塘中的铁三角架、火塘边的男女床、弓、箭、砍刀、粮柜、铜锁、木升等上并咏诵相应的祈福语。其整个过程与东巴教密不可分。清代“改土归流”后，流官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以夏变夷”，大力推行汉族婚俗，订婚按周礼的六礼：问名，纳采，会亲（在丽江称之为亲家会），过门（丽江称请媳妇），送礼柬，迎亲。在接亲，宴客，分大小，回门等婚礼程序上也大量融进了汉式习俗，而当代的婚姻习俗随着时代和人们观念的变迁，过去的很多繁冗礼节已经大大简化。

　　泸沽湖地区的纳人（摩梭人）中同时存在着母系家庭、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和父系家庭 3种形式，其中母系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母系家庭所有成员的世系皆从母，男女成员系由一个或几个始祖母的后裔组成，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母系继承，由母亲传给子女，舅传给甥和甥女。男子在家中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舅掌礼仪、母掌财产是家庭权利和分工的形式。母系家庭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是根种，缺了就断根。如果某个家庭一旦没有女继承人，便要过继养女。一个母系家庭的成员一般都在10人以上，多的达30--40多人。由于这种家庭的全部成员都是母系血亲关系，属于一个亲族，不存在父子、婆媳、翁婿、姑嫂、妯娌等关系，没有外姓，关系单纯，财产属于大家庭所有，很少发生闹财产、闹分家的纠纷。

　　与母系家庭相应的婚姻形式是“阿夏”婚，“阿夏”是摩梭男子称呼女情人的称谓；而女子称呼男情人是“阿都”。 现在一般用“阿夏婚”来指称这种“走婚”形式，并不十分妥贴。“阿夏”婚的基本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相恋钟情者互送信物订情。情侣双方都终身生活在母亲家里，男子在夜间到情侣家过偶居生活，次日黎明即返回自己的母亲家里。男女缔结“阿夏”关系要遵守传统习俗， 只有不属于同一母系血缘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这种关系，“阿夏”所生的子女随母，血统也依母系计算。

　　纳西族节庆很多，主要的节日习俗有:

　　祭天 祭天是纳西族东巴教最大的仪式之一，也是纳西族民间最大的传统节日，在正月间举行。过去，纳西族把祭天作为是否纳西人的标志之一，如俗语所说“纳西是祭天的人”。祭天最初是纳西人远古自然崇拜的形式，后来便与民族的母系远祖和父系祖先崇拜联系起来。当代，在一些比较边远的乡村保留了这一盛大节庆，近年来，恢复祭天传统节日的村寨有所增加。

　　新年 农历正月的过年在纳西语中叫“由本吉正”，又叫“库市”，意为“新年”。过节期间，纳西民间要举行一系列传统的辞旧迎新活动。

　　“棒棒会” 农历正月十五，是纳西族的一个别开生面的传统节日，民间称之为“棒棒会”。这天，四乡农民一大早就来到丽江古城，古城从四方街到关门口一带，人如潮涌，摩肩接踵，街道上摆满了竹、木、铁农具和各种果树苗木、花卉等，“棒棒会”标志着春节节庆的结束，春耕生产的开始。现在，这个节日依然存在，但节庆的场所已改在古城附近举行。

　　三朵节 “三朵”是纳西全民族信仰的民族保护神，又称为“阿普三朵”，意为“祖先（或爷爷）三朵”。相传他属羊，是个战神。每年农历二月八日和八月羊日，四乡民众到三朵阁来烧香拜神；过去，纳西人凡出远门都要到三朵阁祭拜，求三朵神保佑。出征的战士更是要祭拜三朵神；各地纳西人在每年大年初一祭祀三朵神。从1987年起，每年农历2月8日的“三朵节”成为法定的纳西族民族节日。

　　火把节 农历6月24至26日，是纳西族传统的火把节。纳西族的火把节历史悠久，最初起源于借助火抵制各种天灾。纳西语称此节为“川美生恩”。现在这个节日过得最热闹的是丽江古城的民众，届时家家扎大火把立于目前，上面缀饰各种鲜花和水果。入夜，满城火光与五彩的灯光交相辉映。

　　“七月骡马会”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节庆活动，在农历七月中下旬举办，为期一至二周，以骡马、牛等大牲畜为主，因此又叫“七月骡马会”。

　　“烧包”节  农历七月初一至初十四，古城人过“烧包”节（即中元节），纳西语称这节日为“三美波计”，各家各户接祖先回家，与家人一起相聚。十四日，人们举行送祖仪式，在古城河流中烧包，放河灯，人们敲锣打鼓，姑娘们穿戴一新，提着花篮，花篮中盛着送祖先上路的食品，将食品投放河中，让它随水流飘去。现在这个节日一般过三天。

　　其他地方的纳西族还有诸多节庆习俗，诸如香格里拉三坝乡的“白水台会”；永宁纳人（摩梭）的祭干木女神山等。

　　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琳琅满目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3、5、7、9、11、13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的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析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它们是入乐入调的演唱，而且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自明代以来，出了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了《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还收入了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

　　绘画与雕塑是纳西东巴宗教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东巴绘画可分为木牌画、竹笔画、纸牌画和卷轴画。木牌画分尖头形和平头形两种。尖头木牌画一般绘神灵和被认为是善的大自然精灵“署”，着色；平头形木牌画各种鬼怪，不着色。纳西木牌画与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人面形木牌有传承关系，木牌上画鬼神再插于地上祭祀之俗，原是古羌人的古俗。竹笔画主要是指用书写东巴经的尖头竹笔所绘的图画，包括经书封面装帧、经书扉页画、题图、插图等，有白描也有彩色。纸牌画指画在多层厚纸粘合而成的硬牌上的绘画，分为占卜纸牌画、自然神“署”之画以及东巴的五幅冠等。卷轴画是画在布质卷轴画上的各种神像画，东巴举行仪式时挂在临时设置的经堂上。卷轴画中的杰作是“神路图”，该画长15-20米，上绘鬼神人三界，有近400个人神鬼兽形象。该画用于丧礼和超度亡灵仪式。 东巴雕塑有面塑、泥塑、木雕。东巴绘画和雕塑有粗犷率直、自然浑朴的风格。

　　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即是明代丽江纳西族社会大开放的产物。白沙壁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表现在题材上的多种宗教和同种宗教中的各教派内容相互融合并存，以及多民族的绘画技法揉为一体的现象。该壁画的内容包含佛教显宗、密宗和道教内容，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在历史上善于吸纳多元的异族文化，不执迷于一种宗教文化的特点。

　　著名的“丽江古乐”也是多元文化相融汇的艺术结晶。“丽江古乐”由“白沙细乐”和丽江洞经音乐、皇经音乐组成（皇经音乐今已失传）。“白沙细乐”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一，除历史悠久之外，其珍贵之外在于它是丝竹合奏，分章节（尚存八首歌、舞、乐结合而成的套曲），其旋律与“和声”的独特是全国所仅见的。 “丽江洞经音乐”自明清以来就从中原逐渐引进并植根于纳西族的文化阶层中。它是道教“经腔”系从四川梓潼县传来的“大洞仙经”。“丽江洞经音乐”是区别于我国各地道乐体系的艺术珍品。

　　纳西族的很多传统古典乐舞保存在东巴教中。东巴经中有被誉为国宝的东巴舞谱《蹉姆》，用图画象形文字记录了东巴举行仪式时所跳的各种纳西族古代舞蹈。它不仅是国内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迄今仅见的舞蹈专著，也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的最早舞谱之一。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各种宗教相容共存，各行其道，都有各自的信众，但在乡村，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

　　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在当代纳西族社会中，东巴教的信仰和各种祭仪一般保留在比较边远的乡村里，虽然东巴教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闻名遐迩的文化产业，但东巴教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全民信仰的本土宗教。

　　东巴是东巴教的祭司，东巴全是男子，其传承主要是家庭或亲族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无子则传于侄。只有少数东巴是无东巴家世而投师学艺的。东巴的古称是“本补”或“本”（“本”亦有祭祀、诵经之意），民间称之为“东巴”。“东巴”意为“智者”、“上师”、“大师”。东巴平时从事耕稼樵牧，是不脱产的农牧民，只是在受人所请时才举行法事，略得实物或现金报酬，但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生产劳动。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东巴被尊称为大东巴，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东巴王，但这仅仅是一种尊号，与诸如藏传佛教那样的教徒等级不同。

　　纳西东部方言区本土宗教专家被称为“达巴”，“达巴”是“东巴”的异读。达巴无象形文字经书和如东巴那样有体系庞大而内容精细的祭仪，其性质更接近于“萨满”（Shaman，巫师）。达巴的口诵经很多。多数达巴认为他们的祖师是“丁巴沙拉”（东巴教祖师丁巴世罗之异读），少数讲他们的祖师是“阿巴笃”（与纳西东巴教中的创物神和人类始祖神美利董阿普相似）。达巴的大多数仪式都在野外举行。

　　桑尼是纳西民间对巫师的称谓，在有些地方又称“桑尼帕”或“桑帕”，“帕”意为占卜打卦和行使巫技。古代的桑尼多为女性，后来才逐渐由男性取而代之。直至近现代，在纳西族民间还有少数能行巫仪的女桑尼。桑尼与东巴的不同之处是他（她）们没有用文字写成的经书，也不是象东巴一样地实行父传子的世袭制。但桑尼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角色，要经过特定的“巫师神授”仪式而成为桑尼。桑尼一直沿袭了专司占卜的古规，很多地方在举行东巴教仪式前都要首先请桑尼卜出事因病因；捞油锅、咬烧红的犁铧等巫技是桑尼常用的驱鬼手段。他们主要供奉的保护神是纳西族民族保护神“三朵”。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木氏家族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关系密切。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司木嵚赠厚礼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七世活佛曲扎嘉措。木定任土司时（1508---1526年），八世黑帽系活佛弥觉多杰（1507- -1554年）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应邀到丽江。噶玛噶举派陈拉居南嘉（1456- 1539年）的两个弟子强西年和俄阔琼绕南嘉曾出任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师。

　　万历四十六年（1616年），在与格鲁派（黄教）的斗争中失败的噶举派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逃难到丽江，土司木增待之如上宾。十世活佛与木增及其继任土司木懿在其辖区内弘扬噶举派（白教）教义。土司木懿曾在藏传佛教黄、白二教在滇藏间的斗争中扮演了“扶白压黄”的重要角色，为在西藏地区受压的噶玛噶举教派在康滇川地区的传播和弘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木氏土司中虽有木懿等人实行过“扶白压黄”的政策，但总的来说, 木氏土司并没有忘记审时度势地调整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关系。16世纪中叶，经过“宗教革新”的黄教的发展已在“颓废萎靡”的西藏诸教派之上，是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应蒙古俺达汗的邀请将黄教传播到了青海、蒙古地区。当时的土司木旺不失时机地积极去迎请三世达赖来康区，木旺莅临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到康区讲经传法，请三世达赖主持理塘寺的佛殿、院落开光奠基仪式。理塘寺的建成，标志着黄教由此传入康区。因木氏土司参与主持供奉并作盛大布施建立理塘寺，传播黄教，在历史上，木氏土司与三世达赖享有共誉，名声远扬。

　　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丽江、维西两地的纳西族在明代就与藏传佛教有密切的来往，但真正在当地建立寺庙，广为发展教徒，则是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 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有的大寺有不少田产。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人。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明代所建的道教道观外，清代又在丽江各地增建了不少道观，文昌宫和村寨庙堂与日俱增。道教信徒还组织了洞经会，以文昌宫为活动地点，将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编为神牌，学习洞经音乐，谈演洞经。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